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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而后我大哭了一场，甚至都分不清昼与夜，只好像天都塌了。但当第二天的阳光洒进病房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却有一种一身浑身轻松的感觉，好像身上的包袱一下子没有了。我心想，谁知道呢？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古人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很多事情既然发生了，我自怨自艾也没有用。

    我想象着方妍如果在这里她会怎么样？

    她不会哭的。我知道。

    于是我开始配合医生积极的做复健，期间所有的事情我都没有告诉我的父母，我也没有给方妍写信，舞团把她写的信全都转交给我，我看完就放在鞋盒子里，我要带回去给她。

    大约半年后，我的伤势好转，可以下地走路，诚如医生所说的那样，我再也不能跳舞了，舞团对此表示了‘诚挚的歉意和慰问’，并且给了我一笔钱作为赔偿。

    警察在没多久之后也抓到了那个行凶者，据说就是舞团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舞者，因为得不到重用而心生嫉妒，她的动机几乎不说大家也知道。

    而这些我已经不再关心了，我买好了机票，带上了我来时的行李，把希望留在了美国，从新又回到我的故土，我的家乡，海城。

    *

    我回家的事我没有告诉方妍，也没有告诉家里。因此当我妈打开门的那一霎那，我看到她的脸上写满了惊讶，我爸也还是抱着他那台破无线电，尽管当时电视机已经普及了，他也还是喜欢老旧的东西，说是成了习惯，改不了了。

    至此，我开始一点一滴的把我的事情告诉妈妈，母上非常愤怒，说一定去讨个说法，我说不必了，赔偿的钱我都拿了，就这样吧。

    我妈不肯罢休，嚷嚷道：“怎么能拿钱就算了事了呢？这是一辈子的事儿，一辈子！你本来是个前途光明的舞者，你可以当一个舞蹈家，你可以为国争光，现在你什么都不是！”

    “是啊！”我苦笑着抬头，“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是我就不是您女儿了？坦白说吧，我一直想问你，我要是不给你长脸了，我是不是就不是你的女儿了，是吗？要赶我走？”

    我妈气的满脸通红，过了一会儿，往后退了一步跌坐到沙发上哭着说：“你这破孩子，你个不知好歹的，我是为你抱不平，为你不值，你怎么就老不懂呢！”

    我说我懂，“我也哭过，也闹过，但不能跳了就是不能跳了，我还能把时间给倒退回去呀？算了吧，有些事既然是注定的，不能改变了，多想也没有意义，我要为今后打算了。”

    我妈诧异的看着我的镇定，良久才道：“你变了。”

    我说：“是啊。”我变了，我一个人在俄罗斯啃着硬梆梆的面包时，一个人在美国看着人家手里有一包榨菜眼馋的要死的时候我就变了，潜移默化的。

    由于这几年一直在国外跳舞，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初三了，我妈说要是现在去上学的话可能有点跟不上文化课，因为海外对于文化课没那么重视，每天就是打打曲棍球，组合拉拉队，开开小舞会，她怕我在国内的学校跟不上，坚持要我去戏曲学院，她猜出她的用意，她还是不想放弃要我成为舞台巨星的梦想，让我在昆曲，越剧，还有什么沪剧之间挑一个学习，我去戏曲学院逛了一圈，表示一个都不敢兴趣。

    我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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