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三章 进讲 (第3/3页)
的朋友，也与苏洵相交，他的话应该比较可信。这也是《辨奸论》给言之凿凿说是针对王安石的一大证据！
其实撇开《辨奸论》里的人身攻击不谈，苏洵与王安石地矛盾，应该不大可能是为人性格上造成的，苏洵不必说，是传统君子，除了言论比较雄奇外，其他与司马光差不了多少。至于王安石，除了性格比较古怪外，说他是小人，也太过没有道理！那么，他们为什么会造成老死都不相往来的局面呢？
沈欢疑惑之余，仔细排查，终于觉他们更多的分歧是体现在政治观点上，相当大地程度是政见不同造成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沈欢不记得在那里看过一篇记录，其中说道：“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事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因挟其所著书，嘉佑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为知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嘉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
这些记载已经说明仇怨是双方共同种下的，决非仅仅一方。苏洵所上书，名震京师，“一时推其文章”；而王安石“独不嘉之”。这说明他们的交恶与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分不开。王安石认为“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
其实两人的政治矛盾，更多体现在嘉佑三年都曾向仁宗上言事书里。把这两封上皇帝书作一番比较是有趣的。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天下久不安”的原因是“患在不知法度”，要求“变更天下之弊法”。苏洵在《上皇帝书》中却说：“法不足以制天下。”这当然说不上是苏洵在反驳王安石地观点，因为苏洵早在《议法》中就说过：“政之失，非法之罪。”而《议法》是苏洵名震京师地文章之一，王安石显然是看过的，而且不同意他地看法。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书》中说：“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患在治财无道耳。”苏洵在《上皇帝书》中却说，宋王朝财政拮据，人民负担过重，恰恰是“费出之无节”造成的：“靡费帑廪，以赏无用之兵；一经大礼，费以亿万。赋敛之不轻，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可见他们的观点有明显分歧：政治上，王安石强调变法，苏洵强调改革吏治，在经济上，王安石强调开源，苏洵就要求节流。
当然，沈欢现在无意去分辨两人的是是非非，他现在更担心的是苏轼兄弟会不会因为王安石不给面子而生出什么的心思来――苏轼凄惨的后半生，好像都与王安石有关，其中也大多是因政治观点的不合！苏轼是他的好友，而他现在是王安石的女婿，到时为难的应该还是他！
当然，现在的苏轼并没有给他答案，父母皆丧的苏轼，感到痛苦不堪，在十月来临的时候，他向皇帝上了一封辞退的文章，要求回老家丁忧。赵顼虽然爱惜苏轼的才华不大愿意放人，其他大臣也劝留下，然而父亲去世，他作为长子，回家丁忧三年，是孝道，也是这个时候的习俗，苏轼坚持丁忧，赵顼也只能同意了。不过赵顼自小就听说过苏轼的才华，愿意为他保留职位，苏轼感激之余，请求把官职增给他死去的父亲。于是，苏洵死后得到了光禄丞的头衔，品级不低。
十月初苏轼就离开京城回眉州眉山去了，西蜀地远，这一去，就是三年。作为好友，沈欢等人把他送到了京城之外十余里，这才惜惜作别。看着苏轼远去的背影，沈欢回过头来，开封高厚的城墙就在不远处，在深秋西风之中，一股萧瑟，油然而生。随着苏轼的离开，也标志着大时代进入了一段**了吧。
果然，苏轼前走刚走，这边赵顼就再也忍不住要优待王安石了，这一天，迩英殿进讲举行，王安石将登上一个让他挥长处的舞台！(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