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的条件卷 第15章 (第3/3页)
偏离了这一轨道，教育就滑入了反人性、甚至是反人道和反人类的歧途。可悲的是，我们自幼受到的教育恰恰是这样一种教育，反人性、反人道、反人类的毒素已经成为我们的血液，我们又将这样的血液遗传给孩子，而我们成人强加在孩子身上的所谓教育，也仍然向着除了没有人性以外具有任何生物属性的罪恶方向上一路狂奔。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这个民族,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人目击最早的罪恶都是教育的罪恶，是家长和老师的罪恶。教育的罪恶深化着罪恶的教育，教育的罪恶反作用于罪恶的教育，我们就在这样的罪恶中轮回。
我们的教育之所以堕落得除了用“罪恶”以外无法为它命名，是因为它没有一点人文精神，它不以培养孩子的人文素质为使命，而以消灭孩子与生俱来的人文萌芽为己任。本应该百年树人的教育之所以堕落成今天这般模样，有其深重的历史源渊。
就在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创立儒家学说的同时，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也创立了中国的教育模式，而儒家教育思想只是儒家文化思想和政治思想的附庸，中国历朝历代的教育思想无不继承其衣钵。众所周知，儒家教育的根本动机是“学以致用”，且不论实用主义教育是不是就算真正的对人的教育，就是对于一个“用”字，儒家的理解和阐述也是断章取义的。他们非常实用，达到了庸俗甚至恶俗的地步，然而从他们的“用”出发，却永远无法演化出西方式的科学精神和经济思维，本该上升为科学理性的“用”被当成了一种庸俗的政治工具，其中应该包含的处理日常事务、经济事务的能力和素质，全被抽空了。他们甚至连基本的生存能力都不曾教给孩子，也就是说，他们的出发点不仅没有人性，也没有动物性，因为动物都能教给它们的孩子最基本的生存技能，而受儒家文化毒害的父母和老师们却不能，连一个人的动物本能都会被灭绝掉，那么人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终极关怀的神性自然也会被“不语怪力乱神”的导师们清洗一尽了。在中国，“用”只有一个方向，这就是所谓“学而优则仕”，所谓“读书做官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忠臣，教育的终极价值是培养忠臣，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旁门左道。
而在历史上，忠臣只有两类人，不是昏聩愚昧的奴才，就是欺世盗名的骗子、野心家、投机分子，“忠臣”的牌坊立起来就万事大吉了，哪管实际内容如何？只要做了官，就算忠臣，就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就马上身价百倍，从被统治者一跃而为统治者、从被愚弄者一跃而为愚弄者、从被侮辱者一跃而为侮辱者、从被损害者一跃而为损害者，大权在握，曾经被压抑、被灭绝的所有**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满足了。
既然“学而优则仕”已经被充分图腾化，那么所有与此相悖、与此无关的东西都注定要遭到赶尽杀绝的厄运。既然成为“人上人”的终南捷径只能是先当奴隶，那么家长和老师们完全可以找到把孩子当奴隶对待的任何合理化借口，以教给他们“登龙术”。为了“望子成龙”，成人们无所不用其极。
孔子的教育思想虽然有着诸多的先天不足，然而在实际操作层面，还有许多合理化、人性化的成份，然而到了后人特别是到了当代的家长和老师这里，这些具有某些初级人文色彩的精华部分全部损失掉了。后人的教育模式离孔子的教育越来越远，它只是在精神实质上继承儒家并将之发扬光大。主人对待奴隶可以随心所欲，那么家长和老师也可以这样对待孩子。最后，传统教育必然地沦为虐待式教育、摧残式教育、监狱式教育、特务式教育。本来应该从爱出发、到爱为止的教育，最后成了从恨出发、到恨为止的酷刑。
中国传统教育的病根就在于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但随着建国后从前苏联引进糟粕，中国的教育又与时俱进地打上了“苏联制造”的痕迹。两种愚昧会师，就会产生细胞裂变式的复制，教育难免变得空前恐怖，空前灭绝人性。于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学生成了历史上最为不幸的群体。严格地说，仅仅传授纯粹的知识和技能，这样的教育也只能算是失败的教育，然而在中国，教育连这种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功能都承担不了，高分低能者层出不穷，有文凭的文盲多如牛毛，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的教育根本不配称之为教育，它除了愚弄就是迫害。中国的家长和老师给孩子们传授的是成为“人上人”的知识，是通过奴隶之道成为主子的知识，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知识，是无原则无人性的阿谀世故的知识,是欺上瞒下的知识，是弄虚作假的知识……那些与此无关的知识全都被无情地剔除掉了。在这种伪知识里，学生应该具备的现实生存能力一片空白、艺术想象能力一片空白、人文关怀一片空白、自由精神一片空白、平等意识一片空白、法制精神一片空白，因为它们都跟仕途经济无关，跟现实生活无关，如果说有什么关系，也只能是带来无穷苦恼甚至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