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对汉初最高统治者的贬斥 (第3/3页)
拨乱世反诸正,令乱臣贼子惧”的“《春秋》”涅为以“贬天子”触犯龙颜的“谤书”。
历史对后世的作用不外乎“以史明道”、“以史言志”。一部优秀的史书必然以“纯史实录”作为其衡量的唯一标准。
事实上,一部史书中使人读了无不酣畅淋漓、激愤鼓舞、对修史者顶礼膜拜的,仍是那些揭露、批判性的文字。尤其是在这些文字的剑锋直指汉代最高统治阶层的时候,更是显露出其独一无二的锋芒和气魄。纵观古今史书,也只有在《史记》中才能看到这样充满战斗力的文字。从这个意义上,汉武帝成就了司马迁,成就了《太史公书》。
《太史公自序》对作《孝武本纪》交代道: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脩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先有“文景之治”后有“隆在建元”,司马迁生活在武帝时期,述史之时正值汉家隆盛时期,按理司马迁也应大唱赞歌。然而,司马迁的受刑,使他从自身切肤之痛中加深了人与人之间、君与臣之间关系的认识,于是他的思想生了巨大的变化,撰写《史记》不再是像从前一样歌颂皇帝的“圣明盛德”,记载“功臣世家大夫之业”,而是处处加深了对统治者的批判。
以司马迁这样的大史学家、大文学家、大讽刺家必定能够巧妙地处理这两方面的矛盾,于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篇不痛不痒的《今上本纪》,再以“互见”的方式,在其他篇章中逐一批判武帝时期统治阶级的荒淫无道,逐层披露潜伏着的严重危机。比如《平淮书》中,司马迁针砭时弊,直接大胆地揭露和批判“今上”武帝的扰民政策:指责武帝连年用兵,挥霍无度,不得不搜刮民财的财经政策,显露出一副贪得无厌的嘴脸。
司马迁出于个人悲愤的情怀,很难客观公正评价汉武帝,这是历代史学家早有定论的。
然则,司马迁能够看清人类社会展的一个个里程是因果相连、循环往复的过程;治乱世兴衰有规律可循,所以给自己提出“稽成败兴坏之理”（《报任安书》）的任务。从而，“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淮出汉武帝统治后期是汉代由盛到衰的转折点。这样的史学与史识也足以令后世叹为观止。
《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中国从远古王朝开始,“书君举”对每一个王朝、每一个帝王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司马迁,都深知这部《史记》的力量。于是才有司马迁“奋著书”而汉武帝“怒而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