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对汉初最高统治者的贬斥 (第2/3页)
看下面一段:
孝景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肉)〔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除(肉)〔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简直就是在说司马迁自己了。
《孝文本纪》中写到,孝文帝已逐渐走向更改历法、服色和进行封禅了,可是由于他的谦让,至今尚未完成。这不就是仁吗?反之,汉武帝“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史记·太史公自序》),堪比文帝就是不仁了。司马迁歌颂文帝,处处显露着对比、批判汉代其他诸帝的意义,尤其对武帝政治,则明显地更是一种指桑骂槐。
文帝遗诏说:“万物都有生死,是天地间的自然现象,人死也是如此,不必过于悲痛。”作为一代帝王,其认识的高无疑是对那些千方百计祈求“长生不死”的人的辛辣批判。与此类比,司马迁写《武帝本纪》,用大量的篇幅写武帝对方士深信不疑,或尊之礼之,或封之赏之,并且言听计从,直接地嘲讽了方士的伪诈和武帝的愚昧。
四、纪武帝,道“成败兴衰之理”
《史记》对武帝一代历史记载比较详尽,独《孝武本纪》奇怪——它截取了《封禅书》中关于武帝的一段,赞也竟是《封禅书》之赞,一字不差。
多数学者认为原版《孝武本纪》早已不存,后人截取《史记·封禅书》并在开头补写六十字而成,以补所缺的《今上本纪》。李长之说:可知假若要作《武纪》的话,原重在他的封禅(改朔易服是随着而来的),所以我疑心:焉知道司马迁不是故意地重钞一份《封禅书》,做一个最大的讽刺的?意思是:“瞧吧,你自以为武功了不得,其实你一生也不过只是被一些方士所愚弄罢了。”试想,除了司马迁之外,谁敢在同一部书里把同一篇文章再钞一遍?除了大讽刺家司马迁之外,谁又会这样幽默而痛快?补书的法子尽多,哪有在同一书里找一篇现存的东西来顶替的?这个定论大胆而有趣,虽然证据不足,却也不无道理。
司马迁著《史记》最初目的并不在于讥谤当世。而是遵父亲临终遗命,以六义为归依,上继《春秋》,做第二个孔子。《史记》尚未著成,因“李陵之祸”,汉武帝对司马迁施了宫刑。从司马迁受刑到《史记》著成,间隔了整整十六年时间。这十六年里,司马迁留下的文字已“背《春秋》之义”。而《史记》,也从司马迁父亲理想中的第二部“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