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二十九章 (第2/3页)
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基本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提出并实施了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武装建设以及土地、经济、劳动、金融等方面的政策，主持制定了《**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他明确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根据地“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晋察冀边区被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一九四一年，在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和máo主席同志汇报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分析了边区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动向，说明了确定边区党的各项基本政策的根据和不同时期执行政策的重点，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边区建设的基本经验。这个汇报受到máo主席同志的高度评价，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由中央批转各根据地党委。此后，留在中央，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城市工作部部长，参加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一九四四年参加扩大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任历史报告委员会成员、组织委员会成员，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延安，他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把全党思想统一到以máo主席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在全党确立máo主席思想的领导地位，为培养党的领导骨干，为开展敌占区、国统区党的地下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四五年，出席党的七大，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他在会上作了《关于敌占区的城市工作》的发言，总结了我党进行地下斗争的历史经验，阐述了精干隐蔽，利用合法形式，团聚群众，蓄积力量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在党的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8月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实现党的七大作出的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彭真同志任**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在矛盾错综复杂、形势变化急剧的情况下，严肃执行中央、中央军委、máo主席主席的决定、指示、命令，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迅速扩大部队，建立根据地，为最后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一九四七年，回到中央，任**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并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指导晋察冀工作。一九四八年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十二月兼任**北平市委书记。一九四九年九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业协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fǔ委员。他为中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建国初任中央人民政fǔ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后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从一九五四年起，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九五六年在党的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央书记处协助邓老同志负总责。建国后一直兼任**北京市委书记，从一九五一年起兼任北京市市长，直至1966年5月。建国后十七年中，他作为以máo主席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成员，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政法工作、统战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理论工作、科学教育文化工作、外事工作，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和平接管北京的过程中，彭真同志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北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dàng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实现了翻天覆地的伟大社会历史变革。解放前，北京是一个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消费城市。北京刚一解放，他就强调把恢复、改造与发展生产作为北京市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并服从于这一中心任务；并明确提出，首都建设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发展生产服务，同时又要为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fǔ机关服务。到一九五一年，北京市的国民经济就得到全面恢复，并超过历史最高水平。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市的经济建设持续突飞猛进，由消费城市变成了生产城市。他从进城不久就开始抓首都城市规划，一九五六年提出“城市规划要有长远考虑，要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要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的指导方针。一九五八年，他领导了十大建筑的建设和**广场的规划。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既爱护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又强调必须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他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不犯路线上的错误，根本的问题在于调查研究。他身体力行，深入农村、工厂，直接听取群众意见，进行调查研究。十七年中，他为把首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城市，精心擘划，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贡献。
彭真同志一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于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给予高度重视。他强调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又是高等学校集中的地方，努力办好这些高等学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主持制定了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他热忱关怀青年的健康成长，连续多年向首都高等院校毕业生讲话，勉励他们自觉地走历史必由之路，同工农相结合，坚决跟**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提出“发展城市人民大众的文艺”，号召文艺工作者像过去深入农村一样深入到工厂中去，反映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新时代；并提出要“推陈出新”，对旧戏加以改造，从改造中提高。他经常深入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广交朋友，听取意见。他尊重、团结老的知识分子，关心、培养青年知识分子，重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1965年，在文化领域中“左”的倾向已经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他明确提出：要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真理要受社会实践检验。一切人，不管谁，都应该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同志把执政党的建设摆到突出的位置，认为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成败的关键。一九五零年，他把新形势下防止党的腐化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指出：保证党永不腐化，一靠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纯洁；二靠跟群众密切联系和广大群众的监督；三靠批评与自我批评；四靠制度、法律和纪律。他强调，保证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发生严重问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靠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他要求北京市的党组织和广大**员“站在**和建设的最前线”，“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工作”。他说：要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老老实实，对就对，错就错，有多少就说多少，这是**的本sè。不要说瞎话，不要掩盖缺点和错误，更不要文过饰非、讳疾忌医、报喜不报忧。他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害死人，是要亡国的；严肃地告诫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坚决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特殊时期”中，彭真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遭受**、**一伙的残酷迫害，失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和人身自由。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学习马列主义、máo主席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关心、思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同**、**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宣布：“特殊时期”中“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
彭真同志恢复工作后，在一九七九年四月第一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高举马列主义、máo主席思想的旗帜。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战线的húnluàn，使亲者痛、仇者快。对自由化思cháo必须严重注意。但不能动摇我们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决心，不能动摇我们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用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决心。
一九七九年九月彭真同志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连任党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八零年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一九七九年六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一九八三年六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新的历史时期，彭真同志作为以邓老同志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为拨luàn反正，确立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sè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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