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一十九章 (第3/3页)
旅欧中国少年**”，曾任中央执委会委员，积极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同年秋，同赵世炎、陈延年等一起，由阮爱国（即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一九二三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四月转为中国**党员。
一九二五年三月回国，先后任**北方区委巡视员、**豫陕区委书记，领导了河南党的建设和工农运动。一九二六年调上海任**中央秘书部主任（即秘书长），参与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并参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
大**失败后，他先后任**江苏省委常委、农民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在严重的白sè恐怖下坚持斗争。一九二八年六月，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国农民协会驻农民国际代表，并入列宁学院学习。一九三一年回国，任**西北特委特派员，参与领导西北地区包括陕、甘、宁、晋、绥、新等地农民斗争，开展土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包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近六年的铁窗生活中，他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员的崇高气节。
一九三七年五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夕，他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同年八月到达延安，先后任**陕甘宁边区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一九三八年起任**中央华中工作委员会、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一九四零年起历任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等职。期间，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许多政治、军事文章，参与研讨和制定了许多关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政策、指示，对推动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前后，他曾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一九四四年五月，他作为林伯渠的助手赴西安、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他还协助董必武主持**南方局的工作十一月起任**南方局工委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
一九四五年六月，他在**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八月，抗战胜利后，他作为**代表，随同máo主席、周恩来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重庆谈判期间，他日夜cào劳、呕心沥血，协助周恩来工作。一九四六年一月，他代表**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业协会议。在会上，他按照党中央要求，既坚持原则，又掌握灵活的斗争策略，在改组政fǔ和国民大会等重大问题上，团结各民主党派，同国民党的**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而博古，更是作为我们之前的最高领导人来出现的。
博古，本名秦邦宪，一九零七年生于浙江省杭州。一九二五年十月加入中国**。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党新闻事业卓越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中国江苏无锡城内中市桥巷人，中国**早期主要领导之一。博古与王明、张闻天等人是苏联留学期间的同学，与其他同期的同学合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回国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九月－一九三五年一月为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央工作。博古在六届四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深受王明路线影响，负责上海临时中央的领导。一九三三年初迁到瑞金，对中央苏区的影响更大。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国民政fǔ围剿中，与周恩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组成三人团主持军事决策。据称博古等人过于听从李德的的指挥，使红军伤亡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延安时期继续出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央长江局委员，与王明、周恩来在武汉为抗日宣传做了大量贡献。博古在遵义会议后虽然失去了党最高领导人地位，但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红四方面军较量的重要人物，在涉及中央红军内部利益时，他当时站在红一方面军一边。
博古和周恩来、叶剑英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因此，他们被中央派遣去南京参与国共合作的谈判，并取得成功。博古在新四军组建初期也有功劳。博古是**长江局成员，参与领导了武汉会战期间的抗日宣传。博古回到延安后，领导创办了《解放日报》，这是中央机关报。
延安整风时期博古曾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其兼任的理论性职务和宣传阵地都被迫交出，也退出**七大政治局。**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委员中，和王明排名最后两位。
一九二五年十月加入中国**。一九二六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一九三零年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一九三一年四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一九三四年一月在**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央总书记。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一九三五年一月任**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一九三三年到中央**根据地后，又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一九三五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六年任**中央代表，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三七年任**中央组织部长。一九三八年任**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和南方局组织部部长。一九四一年后，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一九二五年入党前后即开始写作与从事编辑工作，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在家乡无锡编辑《无锡评论》。
一九三七年，秦邦宪任党中央代表，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即提出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蒋介石被迫同意。秦邦宪迅速安排他营救出狱的潘梓年、章汉夫等人负责，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武汉市出版党的日报《新华日报》。秦邦宪任**中央长江局的常委、组织部长，《新华日报》的董事，经常给《新华日报》写稿。一九三九年一月七日，他写了《祝新华二周年》，阐明《新华日报》的宗旨：“本报志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为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的同胞之苦难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励者倡导者。”
一九四儿年三月十七日，博古召开全社干部大会，检查十个月的报纸，列举事实，说明“没有完成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完全在我”。总编辑杨松肺病发作入医院治疗，文艺栏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huā》，博古太忙没有看，他也承担责任，对报纸发生的错误与问题都包在自己身上。博古任劳任怨，勇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不作任何解释，终于抓住了“以我为主”的党报宣传的擎天柱，提出把版面改为一版是要闻，二版是国内，三版是国际，四版是副刊与专刊。另外创办仅供内部参阅的《参考消息》、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máo主席与博古召开改版座谈会，博古首先做自我批评，máo主席最后指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的经常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的改造。我们今天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博古在新华社拿到被围在斯大林格勒的苏联红军突破德国法西斯一百五十万侵略军的包围的消息，立即送máo主席参阅，máo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的评论送给博古：“请看看可否作社论用?”这是十月十二日《解放日报》的社论，也是全世界最早指出二次大战转折点的评论。西方报刊，在三个月以后，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城外歼灭德国法西斯精锐部队鲍里斯兵团三十万大军，方说为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一九四二年九月，中央决定《解放日报》同时又是西北局机关报以后，博古撰写社论《党与党报》，首次提出党报是“党的喉舌”。
一九四三年夏，国民党发动第三次**高cháo，调动二十万大军拟进攻延安，在准备军事反击的同时，中央决定先进行宣传反击战，七月八日头版用四号字全版发表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胡宗南等电，揭lù国民党军调动情况，呼吁团结，反对内战。报纸接连十多天报道延安三万余军民集会反对内战，报道各根据地反对内战、准备反击的活动。máo主席接连写了《中央“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质问国民党》、《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的评论、社论与消息。博古写了专论《在máo主席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而战》与延安三万余军民集会的头题新闻。报纸迅速、猛烈、密集的宣传弹，打得国民党不知所措，匆忙宣称“误会”、“别误会”，下令撤退进攻部队。报纸起这么大的作用，在新闻史上是罕见的。党的领导人中，博古是第一个提“máo主席旗帜”的。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六日，博古执笔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并说：“办报是全党一件大事，是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是治国的本领之一。”从此，《解放日报》被认为是一份完全的党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