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一十九章 (第2/3页)
和年老多病的华工，自己也买了一些德文书籍，其中光百科全书就有几十本。在此期间，他还曾到法国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
一九三零年chūn，周恩来来到柏林，发现叶tǐng对**失去了信心，与叶tǐng进行了促膝长谈，告诉他干**不能考虑自我。周恩来的话对叶tǐng启发很大，旅居德国的廖承志等人也不断鼓励叶tǐng。一九二八年底，叶tǐng接待了一位老朋友、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黄平。黄平在广州起义后受的打击最大，处分也最重，但黄平却没有丧失对**的信心，这使得叶tǐng的思想再一次受到触动。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叶tǐng逐渐摆脱了失败的情绪，他认识到，**不是一蹴而就的，个人的荣辱同整个**事业相比算不了什么。此时，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在向好的方向发展。máo主席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后，星星之火逐渐向全国扩展。中国**的前景振奋了叶tǐng，使他重新燃起了希望。他决定多学些本领，为回国重新参加**做准备。
当时，德**队被称为世界最强大的陆军，为了研究德**队，叶tǐng经常到图书馆等处翻阅报刊资料。他潜心钻研军事，希望回国后能派上用场。鉴于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叶tǐng重点研究了军事工程学和军事化学，他不断做爆破试验，经常把家里nòng得一团糟。叶tǐng对军事的刻苦钻研引起了德国人的敬佩。一位德**事家还送给他一根特殊手杖以示鼓励，这根手杖可以当作长剑和手枪使用，深得叶tǐng喜爱。
一九三一年，国内形势的发展使得叶tǐng再也不能呆在国外了。当时，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三省，而蒋介石对日本一味退让，却不断调兵“围剿”红军。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使叶tǐng十分气愤，恨不得立刻返回祖国参加抗日。他每天翻阅大量报刊，密切注意国内局势。但远居海外，消息毕竟太少，也来得太慢。为此，他离开了德国，来到澳门，结束了海外流亡生涯。
一九三九年chūn，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相持阶段。四月底，叶tǐng、邓子恢、赖传珠等从皖南军部出发渡江北上，到达四支队留守处所在地舒城县西蒋冲。叶tǐng等人一到西蒋冲就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四支队必须向敌后、向皖东发展的指示。会上高敬亭举手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会后五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赖传珠、邓子恢分别担任指挥、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叶、张、邓等人于五月二十二日东进八团驻地青龙厂。四支队主力除八团已东进敌后外，七、九团继续东进。
这时，高敬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命令正在东进途中的七团、九团停止东进――恰恰祸不单行，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yù福逃跑叛变，投靠国民党桂系顽军。
叶、张、邓等人在未报请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一边发动部队展开批判“杨、曹叛逃事件”，一边决定将随后到达青龙厂的高敬亭拘押审讯，在部队中展开批判高敬亭的“反高斗争”。
六月二十一日致二十三日，在青龙厂附近的一个大树林里连续3天召开有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公审高敬亭大会，邓子恢主持大会决定对高处以死刑并报国共两党中央；六月二十四日，江北指挥部根据国民党政fǔ军委会所谓“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报将高敬亭处死，由叶tǐng带到江北的警卫班执行；高敬亭屈死青龙厂，年仅三十二岁。
中央发现了新四军在处理高敬亭问题上的失误，对此提出了批评。主要当事人叶tǐng、张云逸、邓子恢在事后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叶tǐng在得知**中央曾有“对高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后心情十分沉重和后悔，一再说：“迟了迟了”张、邓二人在一次新四军军部会议上讨论到这一问题时，都主动承担了责任。
叶tǐng军长仅依据个别人的诬告，就以“违令”罪名将高敬亭拘捕。事后瞒过新四军实际领导人项英和延安的我党中央，直接向蒋介石请求处死高敬亭。蒋介石可能一生中再也没有象这次这样痛快地答应了：“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刑照准。”事后，新四军领导人项英sī下强烈地谴责了叶tǐng的行为，但为了大局，无论是新四军内部还是我党中央，都默认了叶军长杀害**功臣、**英雄的无法原谅的过失。可是这个事件却使新四军的正副军长之间形成了永远也无法磨灭的裂痕。
高敬亭的错杀与叶tǐng等人积极执行极“左”的“肃反”政策是分不开的；但是高敬亭在鄂豫皖根据地恰恰也是一个积极执行“肃反”政策的领导人，他的肃反，使他养成了“一言堂”的习惯，使鄂豫皖根据地造成很大的损失，由于他的个性也直接致使他成为了下一个肃反的对象。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军长叶tǐng和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项英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虽经党中央以及máo主席、周恩来等人的多次调解，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后来皖南事变悲剧的酿成，与新四军最高领导层的失和不无关系。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成为新成立的**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tǐng，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他作出的决定没有大权独揽的项英的点头是无效的。这样，叶tǐng、项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叶tǐng、项英二人在新四军创建初期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他们在新四军的改编、组建、集整训等工作中，有过密切的配合。这一时期，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叶tǐng主要管外，跟国民党打交道，争取港澳和海外侨胞的支持，军内工作则侧重军事训练、作战指挥。项英主要管内，与党中央、东南分局的直接上级长江局打交道，军内主要抓干部配备、党的建设等。
叶tǐng、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迅速tǐng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tǐng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令叶tǐng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好像这是什么“党内机密”，对他这个“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需要保密。叶tǐng的处境是困难的，正如陈毅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的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tǐng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tǐng，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tǐng也颇多微词。叶tǐng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tǐng是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tǐng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sè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是穿一件旧棉大衣。叶tǐng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军部领导同志、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以及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项英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叶tǐng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从中央李立三和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压制，愤然脱党出走，就是这种性格的典型反映。叶tǐng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tǐng，就用有sè眼镜看他：“他对党对**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máo主席、党中央开始对叶tǐng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央对叶tǐng已经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tǐng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
máo主席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tǐng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交由叶tǐng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tǐng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tǐng同志的良好关系”。
而与叶tǐng将军同机失事的还有几位非常重要的领导，尤其是博古和王若飞。
王若飞。一**六年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县。青年时代曾参加过辛亥**和讨袁运动。一九一九年十月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六月，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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