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一十七章 (第2/3页)
的良好方法，我只有让别人去批评，可是对于我的本身，的确是曾实受其益的。”大量旧小说的阅读对于陈公博思想性格的形成起了不小的影响。
自九岁开始至十五岁，陈公博正式入学堂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教书先生是自命为“康梁传人”的梁雪涛。他在讲解经义和历史的时候，也不时说些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的故事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使陈公博在接受正统的封建传统教育的同时，也接触到一些新思想、新学说。对于四书五经的学习，似乎没有在陈公博的心灵上留下好的印象，他对传统的教学方法持尖锐的批评态度：
这六年之中，说也可怜，教师把四书五经全灌入我的脑子了，每天赶到教馆，都一一抽背，熟是烂熟，可是对于解释，我一点也不懂，就有疑问，当着从前老师的威严，也不敢问，有时恭而敬之的请教，每每得不到满意的答复。还有更苦的，九岁的下半年，就得背广东出版的古赋首选，这本选赋寥寥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的《离sāo》，一篇是庾信的《哀江南赋》。背是背得出，就等于和尚念经，只求字句不错，至于内容，莫明其妙。小心房里全塞满苦闷，老师最后把他治学的方法拿出来，他说：“读书只要熟，熟便能生巧，读熟唐诗三百首，不会yín诗也会偷”，老师既叫学生去偷，那我们就不能不往书上做小窃。而且后来读至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有一句“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心想管他罢，陶先生这样说，老师那样教，一定不会错的，自是每遇作文，都尽力往内东扯西拉。结果好些文章都得了无数的密圈，很好的评语，但我的文章用句，假使一―抽出来考我的话，我连苏东坡的“想当然耳”也想不出。
然而，陈公博对于旧小说依然情有独钟，日间背读四书五经，晚间阅尽广州能够得到的小说。为了证实小说里的事实，他又mí上了历史书籍。先是读《通鉴辑览》和《易知录》，随后嫌纲鉴纪事过于简单，便去翻读二十四史。在阅读顺序上，也是跟着阅读小说的需要走。为了印证《三国演义》，首先去读《三国志》；为了印证《前后汉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接着读《汉书》、《后汉书》、《唐书》、《宋史》等，至于南北朝史、元明清史则放至最后才读。由于历史与地理有密切关系，陈公博又去翻地图，读《郡国利病论》等著作。由于历史书籍中每多引证经书，促使陈公博重新翻阅经书，为的是进一步求真索本。他说：“对于四书，我最喜欢《大学》和《孟子》，对于赵晋所谓以半部《沦语》治天下，我惭愧没有领悟到。至于五经，我最喜欢《chūn秋》，这或者有关历史的缘故，其余《诗》、《书》、《易》、《礼》，我不敢说有什么见解，或者他识我的程度，比我识他的程度高得多。”
一九二零年毕业后回广州和谭平同创办《群报》，任总编辑。一九二一年chūn参与组织广州**小组，同年七月参加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而被开除党籍。同年二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一九二五年回国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政fǔ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国民党政fǔ实业部长等职。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长，一九二七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并任工人部部长。一九二七年与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任广州军事委员会分会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因对蒋介石独揽大权不满，一九二八年底在上海与汪精卫、顾孟余等到人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主编《**评论》。一九三一年蒋汪合流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国民党政fǔ实业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军委会第五部部长、十一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一九三八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一九三九年，在香港写成《苦笑录》一书。在汪伪政fǔ历任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训练部部长、上海市市长兼上海市保安司令、清乡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四四年汪精卫死后，任伪国民政fǔ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陈公博宣布解散南京国民政fǔ。最初陈还望能得到重庆接受，但最终逃亡日本，试图在当地隐姓埋名。中国政fǔ发出对陈公博的通缉令、并在南京受降后即向日本提出引渡要求。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连自己本国的战犯都无法保护，更别提保护陈公博了。只能将其交出。陈被押回中国，交由军统看管。一九四六年四月在苏州狮子口的江苏高等法院受审。四月十二日，以通谋敌国罪成立，处以死刑。被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等待执行死刑。六月三日行刑枪决，临刑前将一小茶壶赠予陈璧君说：“夫人，我先走一步，随汪先生去了。牢中别无长物，这把茶壶送您，权作留下纪念吧。”陈璧君痛哭失声。到法庭时，陈公博给家属写封遗书，又给蒋中正写了一封信，写到一半即缀笔。随后，陈公博被五huā大绑，游街示众。下午时被执行死刑，终年55岁，尸体葬于上海市公墓。
陈公博生于广州北门的一个官宦之家。一九一七年，他从广州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蔡元培任校长时期，各方名师汇集，各种思想广泛传播。陈公博与同时代的人一样承受着新思cháo的冲击和洗礼，shǔn吸着蜂拥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想。
一九二零年夏，陈公博结束了在北大的求学生活，带着极不定型的新思想和急于施展才华的抱负，返回广东，开始踏上政治舞台。在陈公博返回家乡前后，广东已成为中国**的中心：一方面，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再次举起“护法”旗帜，一九二零年十月从上海重返广州主政，**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后的广州，各种新思cháo广泛传播，各种新刊物如雨后chūn笋般涌现，掀起了一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热cháo。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广州的陈公博在时代cháo流的冲击下，开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一九二零年十月，他联络同学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群报》，陈公博任总编辑。《群报》一经正式发刊，便以崭新的面貌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在广东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受到进步人士的普遍欢迎。
陈公博主编的《群报》，在广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为**广州支部的建立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一九二零年十二月，陈独秀受聘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来到广州，帮助广州方面建立**组织。在此之前，两名苏俄代表联络广州的无政fǔ主义者建立了“无政fǔ主义的**”。一九二一年三月，陈独秀与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经过几次酝酿，组建了新的**广州支部，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负责宣传。**广州支部成立后，陈公博继续任《群报》主编，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开辟了许多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群报》成了广东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此外，陈公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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