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五章 (第3/3页)
不能不提前的向上面进言了。
说起来这两件事情啊，张心心里都有心痛的感觉，尤其是在左权的牺牲上面，因为当时左权在从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到了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的学习，当时王明也在苏联，而左权为人正直，从不主动的向王明靠拢，一九二八年的一天，左权和一些留苏同志一起在宿舍吃了一顿中国饭，王明知道了，就说他们是“江浙同乡会，有托派嫌疑”。自此左权就被戴上了“托派嫌疑”帽子，受到严格审查。左权一九三零年学成回国进入苏区，而王明集团一九三一年在党内取得了领导地位，他们把在苏联的旧账带回国内清算，左权成为当时苏区肃反扩大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于一九三二年被撤消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之职，并被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此后虽经左权多次申诉，王明始终没有撤消给他的处分。所以“托派”和留党察看成为戴在左权头上十多年的政治“紧箍咒”。一九三八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王明见了彭德怀还大骂：“你的党性哪里去了？左权是托派，你们为什麽还让他当参谋长”。
彭德怀曾经因为这件事情多次的上书中央，希望能够撤销中央对左权的处分，而且还请朱老总和中央建议，说左权虽然是副参谋长，但是由于参谋长叶剑英同志经常不在八路军总部，左权实际担负的是参谋长的责任，，仅此一点，从工作着想，也应该拿掉他头上的“紧箍咒”。一九四一年的一个晚上，左权手拿刚收到的**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文件，找到彭德怀，流着眼泪说：“王明在中央，我永远也翻不了身”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左权再次写信向党申诉：“被托派诬陷一事，痛感为我党的生活中的最大耻辱，实不甘心。……虽是曾一再向党声明，也无法为党相信，故不能不忍受党对我的处罚决定，在工作斗争中去表白自己。迄今已将十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实无时不处于极端的痛苦过程之中……我可以以我全部政治生命向党担保，我是一个好的中国**党员……”此信由彭德怀用电报拍发给中央书记处。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天亮，数万名日军精锐部队将八路军总部包围于辽县麻田以东的南艾铺一带。被围的还有：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及其党校、新华日报社等机关数千人。敌人很快发现了目标，敌机开始疯狂俯冲扫射投弹，有同志中弹牺牲。“彭德怀”立即召开了一个简短会议，果断决定分路突围、各自为战，左权坚决要求由自己担任掩护和断后并带领总直机关、北方局机关及北方局党校突围的重任。于是彭总向西北，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率部向东南，总后勤部长杨立三率部向北，各路人马立即行动。
撤退时总部警卫连要护送左权先走，被他一口回绝。他说：“北方局和党校那麽多同志需要我，我留在后面指挥，和大家一起突围。”
“左参谋长和我们在一起”的消息迅速在突围人员中传开，没有作战经验的机关干部们信心倍增。左权和大家一道步行，他挥着手枪一遍遍大喊：“同志们，不要怕飞机，快往前冲冲过去就是胜利”在左权的指挥下，突围的速度快了许多。
在突围过程中，至少有两个可能的机会可以保证左权合理获生。第一个机会是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护卫彭总突围的总部直属部队连长唐万成率部返回专程接应左权。唐说彭总已突出去了，北方局及党校领导及骨干也已大部突围，左权的掩护断后任务已完成，做为高级指挥员，左权应迅速撤离战场，并一再恳求左权跟他走。但左权一口回绝并严令他原路返回保护好总部首长，唐只好遵命。
其时左权正为几事焦急：一是清点人员时发现挑文件的同志没有到，他已令贴身卫士郭树保去寻找，尚无消息；二机要科的部分同志还没有冲出去，丢了文件就是丢了总部的机密，有一个机要员落入敌手我方密码就可能被日军破译；三是敌包围圈内尚有一些北方局机关、党校、新华社等单位的同志。左权认为此时离开就是失职
第二次机会是左权率最后一批同志冲到距十字岭顶峰十几米处时，敌炮火十分密集，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飞溅的泥土劈头盖脸扬了他一身。做为一名老兵，他应知道紧接着会有第二颗炮弹射来，他应先卧倒，然后一个侧滚翻，就可避开第二颗炮弹，这个动作下意识地就能做到。然而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连腰都没弯一下，站在一高地上一直大声喊着指挥突围，完全将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果然第二颗炮弹又向他射来，他的喊声戛然而止，硝烟过后，他的身影也从山口处消失了而他当时所带领的同志都因他的嘱咐安全突围。
所以左权殉国的内在原因是他关键时刻舍身取义，尽忠职守，放弃一切求生的机会，用生命证实自己对党的忠诚做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左权之牺牲本可避免，当时许多一同突围的同志都有此看法，在撰写的文章中，大都用了“舍身取义，尽忠职守”这个词，可见这是公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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