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五）民教问题 (第2/3页)
改革志士――包括19世纪六十年代的薛福成，丁日昌，七十年代的李鸿章，郑观应，严复在内，都在大力敦促国人利用这一时机，让中国生有利的变化。
可那些旧的势力，无论吃了多少的亏，仍然选择固步自封抱着自己的“教主”孔圣人的牌位去背对着这个“千年未有之变局”，以“不变应万变”。
对此，李鸿章曾经哀叹，中国“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人耶？天耶？何得而至此耶？”
而今天，孙纲想拿着这些早该烂掉的家伙们和他们的陈芝麻烂谷子来开开玩笑了。
当然，他这次学乖了，绝对不会自己出这个头滴。
只是他后来才知道，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了。
那天他从丽妮那里回来后，一时兴起，看了一些关于最近的邸报和北洋军情处弄来的关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历史和现况，才知道了为什么那个法国金美人一心想让他改信基督教了。
其实基督教在中国本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唐朝的时候中国就有了，当时好象叫景教（他是从电视里看到一件古老的文物“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才知道的），明朝中期和清初就更多了，甚至于传播到了士大夫的上层，象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甚至崇祯皇帝也信过一阵子）等著名学者，都是有名的中国教徒，可见其影响之大。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人在中国的传教变得公开化和合法化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内地购地置房，建堂传教的权利。由此，基督教各教派的活动便活跃起来，由此也引了诸多的事端。究其原因，仍旧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特别是在西方文明已经显现出其优越性而中国已经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这种冲突便显得更加的激烈了。
如果仅仅是信仰上的冲突，问题倒还不大，在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眼中，基督教不过是些“异端邪说”罢了，大可不闻不问，孙纲也知道，中华文明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能使五十多个民族能够长期和平相处（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年里也说，中国从历史上来说就是一个无宗教的民族，群众百姓随拜随信，神佛道杂然相处，多个耶稣上帝也不为多，但若要全听全信，则断无可能。），信仰方面更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没有谁觉得有什么不对（孙纲在起点看书这么多年了，在好多异世穿越和仙侠神话题材的书中，甚至可以说n教合一了，照样看得很爽），但实际上，事情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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