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八一章 一触即发 (第2/3页)
贵书籍和文物，却因为最高统帅部的阻扰并没有被追回。
特别在日本刚刚投降的45年8月，为缓和日本战后的经济恶化，日本商工省竟然建议，用从外国劫掠来的艺术品和古物作为抵押，向西方贷款买粮。
用抢来的文物换大米，这简直是对中国索赔呼声的公然蔑视。连正准备与**开战的蒋主席都坐不住了，手谕行政院和教育部，“我国各种文化事业横遭敌军之摧残，应向敌提出赔偿之要求，希即会同有关各机关共同组织，一面搜集各种材料与证据，一面研拟具体办法呈报为要”。
找日本人算账，总得心里有数。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中国到底有多少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遭到洗劫，有多少私人藏品惨遭破坏？多年战乱，谁也说不清。
于是，由18名专家组成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随即在重庆成立，时任教育部次长的杭立武任主任委员，著名学者马衡、梁思成、李济任副主任委员。王世襄经梁思成和马衡引荐，被任命为平津区助理代表，负责清查、接收平津地区被劫的文物。
根据“清损会”历时一年的统计，战时中国被劫被毁的公私文物，查明有据的，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共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仅北平市，就损失公私书籍586万册，古物2800多件，碑帖21万多件。
如原存于北京协和医院实验室中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宝鸡斗鸡台文物被盗三百多件；日伪从故宫博物院、河南博物馆运走铜缸、铜炮、铜灯亭；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移藏香港冯平山图书馆的珍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北平和南京两批珍贵文物被劫等等。
尽管这个统计数字十分庞大，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大部分私人藏品并未计算在内。
为了向日本交涉赔偿文物，具体负责索赔工作的故宫古物科科长王世襄，参编了《中国在日的重要文物目录》，从《现在日本支那名画目录》及《泉屋清赏》、《爽籁馆藏画》等书中辑录被劫文物的下落，注明了的名称、尺寸、藏者、材料来源。
然而，麦克阿瑟对中国的索赔要求却置之不理。他要求“清损会”证明索要的文物确为抗战期间被劫夺或盗窃的，还要列举损失文物的名称、制作年代、形状、尺寸、重量，最好附有照片；
对被劫夺文物要列出原有人、原在何处、何时被劫夺等；如被日军劫夺，要说出番号等。只有完全达到这些要求，才算材料完整，最高统帅部才能督促日本政府去追查其下落。
国内能提供的文件，可以说没有一份能够得上“完整”的。多年兵荒马乱，在国破家亡之际，又有谁能留下文物损失的“完整材料”啊？
至于要求写明日军番号，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军队番号向来都是保密的。最高统帅部规定的条款如此苛刻，摆明了就是想刁难“清损会”的索赔。
经过王世襄的努力和官方出面交涉，还是将127件古青铜器和136件古兵器运回故宫御花园绛雪轩。值得一提的是，就这点文物日本还是以“捐献”的名义移交，而不是正式归还。
近两年来，“清损会”在日本追偿文物的工作是处处碰壁，寸步难行。万般无奈之下，他们甚至向贺鸣那时的非法资金调查局求援。“影子内阁”成员经过一番考虑，还是决定以大局为重，先把非法资金挖出来再说。
这并不意味着老狐狸们放弃了文物，事实上直到今天，琉日友好协会还在马丁上校的配合下，对中国和朝鲜被掠夺的文物进行着秘密调查。
与南京政府那十几号人的“清损会”相比，琉日友好协会的调查队伍，要专业的多、庞大的多。
从最高统帅部的秘密档案中发现，南京成为废墟时，中国珍贵藏书、文件还被日军严密保护。
后来，曾有1000多名日本专家去南京，为日本皇家图书馆优先挑选最珍贵的物品，甚至连日本天皇都亲自过目最珍贵物品的目录。
选中的物品都被一一编号和打包，用300多辆卡车把这些箱子运往上海，然后装船。这些书的一部分被用来建立位于东京的东亚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所、东亚经济研究所、东亚地方病研究所、大东亚图书馆等地。
友好协会文物委员会现在可以确认，日本至少有17处地方存放那些战时抢来的书籍。其中有日本皇宫、皇室内宫、靖国神社、东京科学博物馆、东京美术学院、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和庆应大学。
并得出了日本有300万册从中国各地图书馆抢来的珍贵图书和手稿。仅归还了大约16万册，不足6%的结论。
想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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