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演变 (第3/3页)
而已。得了意之后，则可以弃之不顾了。在此，王弼讲“言”不尽意，指出了语言的局限xìng，是认识上的进步。但他将言与意两者完全对立起来，让人“得意忘言”，则又陷入了认识上的误区。
(3)“名教出于自然”的伦理观
为了帮助统治者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王弼提出了“名教出于自然”的思想，宣扬名教(包括等级制度，伦常秩序和礼乐教化等)是“道”或“无”的产物，是自然派生的。名教出于自然，既抬高了名教地位，论证了名教出于自然的必然xìng和合理xìng，又强调了不要忘记根本而去追求名教的形式。这样，就能更好地发挥名教的作用。
王弼认为，“道”或“自然”是仁义礼的本体，如果不明此理，仁义礼这些原本为调节人际关系而设立的道德规范就会走向其反面。故王弼得出结论说：“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也；礼敬之清，非用礼之所济也。(《老子注》第三十八章)这就是说，舍本求末，只能导致假仁假义；只有出于大道，出于自然，无所求的道德行为，才是名副其实的仁义礼。可见，为求仁义而行仁义，难免会出现道德虚伪。王弼的玄学调和了儒道思想，这是他与后来的阮籍、嵇康相区别之处。
2．阮籍、嵇康对玄学的发展
(1)“大人先生”醉吟与“广陵散”绝唱
“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生活在魏晋交替的政治动荡时代，他们不满司马氏的篡位夺权，以老庄之学作为立命的jīng神支柱。
阮籍(公元210_363年)，字嗣宗，“容貌环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xìng不羁，而喜怒不形于sè。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rì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
据说，阮籍行为怪诞，他常一个人独自驾车外出，任由马自己走，行至路之尽头，才痛哭一场，返回家中。阮籍有一漂亮女儿，晋文帝司马昭yù为其子求婚于阮籍。晋文帝每次派使臣去见阮籍，他都喝得酩酊大醉。阮籍如此醉饮达六十天，使臣终“不得言而止”。阮籍不但狂饮，还喜好女sè。阮籍邻居为一酒肆，酒肆老板的妻子“少妇有美sè”，阮籍经常去喝酒，醉后即毫无顾忌地躺在美妇身旁。阮籍还以超脱世俗的“大人先”生’’自况，作《大人先生传》等弘扬老庄思想。
嵇康(公元223－262年)，字叔夜。史称：嵇康年少奇才，好老庄之学，“常修养xìng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嵇康生活与活动的年代，魏国大权已旁落于司马氏家族手中。嵇康对司马氏家族采取不合作态度。好友山涛被任为选官，有意举嵇康代己，嵇康无意仕途，竟十分愤怒，以至写书与山涛绝交。嵇康的另一好友吕安被诬入狱，嵇康为之据理力争，司马氏乘机把嵇康投入大牢并准备处死。太学生三千人上书为其说情，司马氏不许。临刑前，嵇康面不改sè，弹奏了一曲《广陵散》。时年仅四十岁。主要著作收入《嵇康集》。
(2)“万物一体”的宇宙观
阮籍在《达庄论》中阐发了他的“万物一体”的宇宙观。他说：“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意为天地就是大自然，天地之内包含着万物，此外再也没有别的。天地之间的万物各sè各样，但本质上又是相同的。“升谓之阳，降谓之yīn，在地谓之理，在天谓之文，蒸谓之雨，散谓之风，炎谓之火，凝谓之冰，形谓之石，象谓之星，朔谓之朝，晦谓之冥，通谓之川，回谓之渊，平谓之土，积谓之山。在此，阮籍继承了庄子“通天下一气”的观点，指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无非是“一气盛衰”变化的结果。
人与自然也存在着同一的关系：“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yīn阳之jīng气也；xìng者，五行之正xìng也；情者，游魂之变yù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也就是说，人为yīn阳之jīng气所构成，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为人之本，人应该与自然合而为一。
(3)“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想追求
何晏、王弼提出名教与自然的问题。他们认为，名教出于自然，二者是一致的。这就是说，封建秩序是自然的秩序。阮籍揭露了名教的伪善xìng。嵇康则尖锐地批判名教，认为名教与自然是矛盾的，只有“越名教而任自然”才能够恢复淳真质朴的至德至善。
从“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出发，认为既然万物为一体，自然为一体，那么，儒家设名分、讲仁义、论是非等等行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产生弊病的根源。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说：“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嵇康批驳儒生“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的论调说：“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则向之不学未必如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他们对于那些恪守封建名教的“君子”充满了鄙视之情。
他们进而对于封建**制度下的君主和官僚阶层进行了抨击：“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人民，欺愚诳拙，……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这些思想与此后《抱朴子》中所记载的鲍敬言反对君主统治的无zhèng fǔ主张遥相呼应。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实际上是在封建名教压迫下的痛苦灵魂的呐喊。
．郭象对玄学的深化
郭象(公元252_312年)字子玄，河南(今洛阳)人。《晋书．郭象传》说他“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其主要著作是《庄子注》，相传他是在向秀注释的基础上增改而成。另外，他还有《论语体略》(或称《论语隐》)一书，现已佚失，只有部分内容保留在皇侃《论语义疏》中。郭象虽说是注《庄子》，实际上是借《庄子》来发挥自己的学说。
(1)“独化”说的神秘主义世界观”
郭象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他的“独化”说。他用“独化于”玄冥之境的观点，说明世界万物的生成、变化以及万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郭象之前的玄学家有尚“无”之风，王弼提出“以无为”本，，的思想。这种“贵无”论受到了裴頠的批判。郭象接过裴頠的“崇有”论，把裴頠坚持的“无”不能生“有”，“始”生者，自生也等观点，加以绝对化、神秘化。
他认为老庄所说的“无”并不能生成万物。他说：“夫庄”老之所以屡称无者，何哉?明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在宥注》)亦即任何事物的产生、存在和变化，都是无原因、无目的、无条件的，自然而然地孤立生发出来的：“万物皆造于”自尔(《达生注》)，“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齐物论注》)，不需要任何力量的主宰。郭象概括他对于天地万物生成的主要观点是：“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庄子注》序)对于天地万物“自生”、“自造”“的情况，郭象用“独化”说来进行描述。
郭象将“独化”层含义：一是说，天地万物的生成和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如他说：“自然即物之自尔耳”“(《知北游注》)，又说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齐物论注》)。从这点上看，其“独化”说具有反对宗教神学造物主的意义。二是说，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都是各自dú lì、互不相关而发生的。这也就是他常说的，天地万物“突然而自得”(《天地注》)，“突然而自尔”(《知北游注》)，“掘然自得”(《大宗师注》)等等。这一观点为“独化”，说染上了极重的神秘主义sè彩。
郭象突出了万物dú lì生长而无所资借的“独化”特征，注重从内部寻求万物发生、发展的原因，突出主体自身的力量，这在封建社会中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郭象未能将之引向对于人的主观努力的崇尚，促使人们去发现和肯定自我的价值，而是走向了“惟命之从”的命定论。
(2)“惟命之从”的命定论
郭象认为，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或者说“独化”，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完全是由“命”或“理”决定的，即所谓“唯在命耳”(《德充符注》)。
他这样解释命：“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谓之命。(《寓言注》)于是，人只能听从“命”这一神秘力量的安排：“天xìng”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养生主注》)他举例说：“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为巧，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则自恨其谬，而志伤神辱；斯未能达命之情者也。(《德充符注》)又说：“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则一生之内、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动静趣舍、xìng情知能，凡所有者，凡所无者，凡所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尔耳。(《德充符注》)可见，郭象所谓的“独化”，并不能由万物完全自主zì yóu地生成、变成；相反，凡所“有者”、“无者”、“为者”、”“遇者”都是“非我之所生也”，而是由“命”决定，“理自”尔耳”。因此，他所谓的“玄冥之境”，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惟命之从”。
郭象从“惟睢命之从”的命定论出发，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自己而然”、“自足其xìng”的。所以他强调人要“随天安之”(《庄子·大宗师》注)“任自然之运动”(《庄子．天地》注)。这就是要人们安于本分，不要“为为”而为。
郭象进而认为，封建等级秩序也是符合天理自然的。由于人也是“独化”自生的，都“自足其xìng”，“各有定分”，“各”有阶级”，因此应该“各安其分”，懂得“大小俱足”。也就是说，当奴隶的自安于奴隶的身份，就可以自得。如果不安分，“以下冒上”，就叫“失真”、“忘本”，自己倒霉!这种观点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
综上所述，玄学思想虽然继承了先秦的老庄哲学，但与老庄哲学又不尽相同，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以研究“三玄”“为其主要内容。玄学家一般以研究《老子》与《庄子》为主，同时也研究《周易》，并以《老子》、《庄子》注解《周易》。如王弼的《周易注》与《周易略解》两书，就是以老庄解《周易》的代表作。第二，以讨论“有无”问题为核心。魏晋玄学把老庄哲学的“有无”问题进一步展开。何晏、王弼提出“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哲学。而裴颁则反对此说，并提出与之相反的“崇有”思想。郭象在“崇有”的基础上，把万物看作是自生独化的，一切都独化于玄冥之境，表现出神秘主义思想倾向。第三，都涉及到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先秦的老庄学派以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即儒家礼教)为基本特征。而魏晋玄学，除了阮籍、嵇康之外，总的来说是以调和儒道、诃和自然与名教为根本目的。王弼从本末有无的哲学理论出发，认为自然(即“无”或“道”)是本，名教是末，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郭象更提出名教即自然的理论。所以玄学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大体上是统一的。
魏晋玄学继承了两汉的道家思想，又避开了两汉经学的弱点，创造了一个调和儒道学说的新的思想体系。它不仅盛行于魏晋时期，而且还影响到佛学，乃至对宋明时期的理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