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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凑字数! (第3/3页)

的流民和客户,重新编排在国家的均田土地上。但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空前膨胀的情况下,不管唐zhèng fǔ如何努力,也无法使均田制恢复。

    758年(乾元元年),唐zhèng fǔ采纳盐铁使第五琦的建议,统购亭户所煮的盐,由国家专卖,并把每斗盐价由十文提高到一百一十文。唐王朝从中获得厚利。

    从760年(贞元元年)起,刘晏担任盐铁使,后又兼转运、常平等使。刘晏对唐朝的财政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整顿。他首先改革盐法,原来在各州县都设有盐官,来掌握盐的专卖,刘晏都予取消。他只在产盐地置盐官,以收购亭户生产的盐,然后加价转卖给商人,任盐商运销各地。这样,不仅避免了多设盐官扰民的流弊,也使国家的盐税收入大增。

    刘晏初主盐政时,每年盐税只有六十万贯,至大历末年增加到六百万贯,占当时国家总收入的一半。刘晏还在各道设巡院,选择jīng干的人作知院官。知院官每旬每月都要把本道各州县的雨雪、丰歉情况向zhōng yāng申报,zhèng fǔ在丰收地区用较高的价钱收购粮食,在歉收地区则用较低的价钱粜出。推行这种常平法,不仅唐zhèng fǔ获利,而且各地物价也大体保持平稳。刘晏还整顿了由江淮向关中运粮的漕运,自此“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覆者”。刘晏的以上几项改革,在客观上都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州县残破,并且多为藩镇所据,故江淮地区就成了唐zhèng fǔ剥削搜刮的财源,所谓“赋之所出,江淮居多”。唐zhèng fǔ对江淮人民剥削之重,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在这种残酷的剥削和迫害下,人民奋起反抗,起义怒cháo席卷江淮各地。其中还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袁晁和方清的起义。户税和地税

    均田制度的瓦解,农民的大量逃亡,使唐zhèng fǔ系之于丁身的租庸调制度再也无法维持了。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唐zhèng fǔ先后添置了许多新的税目,使赋税制度越来越混乱。其中,盐税的数量固然很大,但就其发展前途来说,以户税和地税最为重要。

    户税,即根据资产分天下户为九等,按户等税钱。这一税制,在唐初已实行。769年(大历四年),唐代宗又下令规定了户税钱的九等比额,其中上上户税四千文,每低一等减五百文,到下下户五百文。现任官亦得纳税,一品准上上户,九品准下下户。如一户数处做官或数处有田庄,得按官品、资产所应定的户等在各处纳税。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按本户等加二等征税。寄居在异乡的卸任官吏,寄庄户从七等户税,寄住户从八等户税。其他诸sè浮客及暂时寄住户等,一概在居住地依八、九等户纳税。此后,户税在zhèng fǔ的收入中rì益增多。

    地税,是由唐初的义仓税发展而来。628年(贞观二年),唐zhèng fǔ令天下州县建置义仓,规定王公以下的土地亩税二升,以备凶年。唐中宗以后,国家的财政rì益困难,义仓存粮全部用作填补zhèng fǔ的亏空。这样,义仓粮就成了国家的一项正式税收,连义仓粮的名称也改称为地税。地税额亩收二升一直维持到763年(广德元年),此后即不断增加,并开始一年两征。两税法

    780年(建中元年),由宰相杨炎建议推行的两税法,实质上就是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的新税制。它的主要内容是:

    (1)取消租庸调及各项杂税的征收,保留户税和地税。

    (2)量出制入,zhèng fǔ先预算开支以确定赋税总额。实际上,唐zhōng yāng是以779年(大历十四年)各项税收所得钱谷数,作为户税、地税的总额分摊各州;各州则以大历年间收入钱谷最多的一年,作为两税总额分摊于各地。因此,户税、地税全国无统一的定额。

    (3)户税是按户等高低征钱,户等高的出钱多,户等低的出钱少。划分户等,是依据财产的多寡。户税在征收时大部分钱要折算成绢帛,征钱只是很少一部分。

    (4)地税按亩征收谷物。纳税的土地,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

    (5)无论户税和地税,都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限十一月纳毕。因为夏秋两征,所以新税制称为两税法。

    (6)对不定居的商贾征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

    两税法的重要意义

    两税法是一项有着重要意义的改革。首先,在均田制下,国家对租得存役的征敛,主要依据是丁身;两税法则主要是依据土地多少征税。两税中的地税是履亩征粟,户税虽说依据资产,但土地是资产中的重要内容,所以也主要是依据土地征税。

    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均田制破坏后,土地zhan有情况愈来愈不均,于是舍人税地就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舍人税地也意味着封建官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

    其次,在“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下,不管是地主、贫民,他们向国家纳税的数量却完全一样,这当然极不合理。两税法推行后,没有土地而租种地主土地的人,就只交户税,不交地税。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

    再次,租庸调是以均田制为基础,流亡客户因为不在当地受田,所以既不编入户籍,也不纳税。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管土户、客户,只要略有资产,就一律得纳税。又因为贵族官僚原来就得负担户税和地税,所以也得交纳两税。这样,两税法的推行就极大地扩大了纳税面,即使国家不增税,也会大大增加收入。

    在推行两税法时,由于租庸调及各项杂税都已并入了户税和地税,所以唐zhèng fǔ规定取消各种杂税。但这种局面只维持了极短的时期。不久,腐朽的统治者又想尽办法搜刮,增添了许多苛捐杂税,再加上其它原因,人民的负担成倍增加,生活比以前更加困苦。水利发展与工具进步

    安史之乱以后,黄河流域成为藩镇割据混战的角逐场所,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但江南地区却比较安定,又有不少北方人因避乱到江南,给江南增添了劳动人手。因此在唐朝后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仍能保持迅速发展的趋势。

    在唐后期,江南人民掀起了一个兴修水利的热cháo,他们用创造xìng的劳动,使江河为农业服务。大量陂塘堤堰的修整和兴建,不仅增加了灌溉面积,而且也使许多荒废的土地开辟成肥沃的农田。唐代修筑的水利工程,前期北方多于南方,后期南方则显著多于北方,这种升降变化反映了唐后期长江流域经济逐渐超过了北方。

    除了水利的兴建外,生产工具也得到改进,这都促进了江南的粮食生产,在唐后期江南地区的粮食生产已居全国首位,漕运粮食到关中成了维系唐政权的命脉。江南手工业

    江南的手工业生产,在唐后期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以丝纺织而论,这时南方已超过北方。吴越是江南地区的丝纺织中心,贞元(785年~805年)以后,越州向朝廷进贡的丝织品达数十种之多,因而当时有“辇越而衣”的说法。荆州(湖北江陵)和宣州(安徽宣城)也成了丝织物的重要产地,荆州的贡绫、宣州的红线毯,都居全国的上选。棉织业在南方也有发展,而岭南的棉纺织似更普遍。

    造纸业在唐代获得广泛发展,重要的产地多分布于南方。宣、歙、杭、婺、衡、越、均、益、韶等州,都是当时有名的产纸地区。益州所产麻纸和浙东所产藤纸,经久耐用,流行极广。盛唐以后,益州的造纸技术更有提高,花sè品种也更多,荆、扬、交、广等地用桑皮造纸,称谷纸。韶州用竹造纸,开辟了以后竹纸迅速发展的历史。

    另外,宣州泾县所造宣纸,细密均匀,洁白柔软,经久不变sè,为书画家喜用的纸张。

    六朝以后,饮茶风气由南方逐渐传到北方,到唐后期南北城乡已经饮茶成风。那时从南方运往北方的茶叶,数量很大。唐代植茶地区,遍及长江流域及闽广一带。由于茶叶的生产和销路大增,所以征收茶税成了唐后期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唐后期的商业

    唐后期的商业也有显著的发展,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商业更为活跃。唐后期的扬州,是漕米、海盐、茶叶等货物的集散地,故“雄富冠天下”,商业更加繁荣。许多大食、波斯等外商在这里从事珠宝一类的奢侈品买卖。益州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西南地区出产的各种货物,多在这里运销外地,故商业亦极繁荣。时人称“扬一益二”,可见在唐后期,扬州、益州的经济地位已超越长安和洛阳。东南地区的杭州,到唐后期也发展成了繁荣的商业城市。

    广州、泉州、明州是著名的对外贸易城市。770年(大历五年),外国商船到达广州的有四十多艘。它们载来了香料、药品、象牙、犀角、珍宝等货物,从中国贩走瓷器、丝绸等物品。唐zhèng fǔ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对外商务。唐末在广州居住的外国商人数以万计,在泉州也有不少外商居住。明州则是对rì贸易的重要港口,许多商船从这里出海前往rì本。

    由于商业的发展,在扬州、长安、洛阳及汴州等一些大城市都出现了夜市。商业活动也逐渐突破了过去市、坊区分的严格限制,不少商人已在居民坊内开设店铺。当时还产生了柜坊和飞钱。柜坊亦称僦柜,它大概是由邸店分化而来。柜坊经营的业务,是代客商保管财物,并凭帖或信物,替存钱者支付款项,以收取柜租。德宗初年曾借长安柜坊的储款四分之一以助军费,可见那时柜坊是很多的。

    飞钱亦名便换,是中国产生的最早的汇兑制度。这一制度产生于唐宪宗时期,办法是: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绘某道进奏院,或交给某军府、某使节、某富家,凭文券到指定地方取钱,这样就解决了搬运大量铜币的困难。上述现象反映唐代的商业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灭*

    唐朝建立后,突厥贵族不断向内地袭扰,甚至两度率兵侵犯关中,进逼长安。在这种形势下,唐太宗采取了积极防御的策略。629年(贞观三年),唐太宗乘突厥内部分裂时,派李靖、李勣等统兵十余万分道出击,唐军给*以沉重的打击,促使其灭亡。

    *亡后,唐zhèng fǔ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宁夏灵武县西南)一带,设置了顺、祐、长、化四个都督府,以安置内附的十多万突厥人。唐zhèng fǔ又把颉利可汗所统辖的今内蒙古地区,东面置定襄都督府,西面置云中都督府,下面设六个州,任用原来的突厥酋长为刺史,来管理当地的突厥部落。当时,突厥人迁居长安的近万家,突厥贵族被唐朝任命为将军、中郎将等五品以上官吏的达百余人。

    战西突厥

    西突厥所控制的西域地区,有许多以城郭为中心的小国。立国在今xīn jiāng天山南路的高昌(吐鲁番)、焉耆、龟兹(库车)、于田(和田)、疏勒(喀什噶尔),是当时较著名的五个地方政权。

    在唐朝灭*后,高昌王麹文泰曾到长安朝见唐太宗,焉耆王也遣使以通往来。但他们这种跟内地联系的友好要求,遭到了西突厥的阻挠。因此,唐朝在灭*之后,开始和西突厥展开争夺西域的斗争。

    628年(贞观二年),西突厥可汗统叶护在内乱中被杀,西突厥汗国发生分裂,在碎叶川(吹河)西南方者为弩失毕五部,在东北方者为咄陆五部,双方攻伐不休,削弱了西突厥的力量。635年,唐派兵降伏了以青海为中心的吐谷浑,打通了向西域用兵的道路。

    640年(贞观十四年),唐军在侯君集等的率领下攻取高昌,以其地为西州,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吐鲁番西雅尔和卓)。唐军又占浮图城(xīn jiāng吉木萨尔),在此设庭州。642年至648年,唐军在接连打败西突厥后,又攻取焉耆、龟兹等地。天山南路各国纷纷摆脱西突厥的控制,归附唐朝。唐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统领龟兹、焉耆、于田、疏勒四镇,称“安西四镇”,四镇为唐经营西域的军事基地,对西域的统一起重要的保障作用。控制西域

    657年(显怯邺年),唐军灭西突厥汗国,控制了整个西域地区。唐朝在中亚碎叶川以东置昆陵都护府,以西置蒙池都护府,皆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原来役属于西突厥的中亚诸国也都归附唐朝。唐朝在于田以西、波斯以东的十六国之地,在乌浒河(阿姆河)以北的昭武九姓国之地(乌兹别克境内),也设置了许多都督府和州。这些州府称羁縻州,唐zhèng fǔ不向它征收赋税,其长官由原来的统治者充任。至702年(长安二年),武则天又在天山以北设置了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是唐朝设在西域的最高统治机构,前者管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及葱岭以西,楚河以南的广大中亚地区,后者管天山以北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游牧地区。

    唐朝统一西域后,西域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密切了。唐朝的均田、府兵、租庸调等重要制度,都曾在伊州、西州等地推行。唐zhèng fǔ还在天山南路大兴屯田,使中原地区的先进农业技术进一步传播到西域。汉族文化也对西域人民有深刻影响。同时,西域的贵族、僧侣、乐工、画师等也大量进入内地,给汉族人民带来了西域文化和独特的农副产品,大大丰富了汉族文化的内容。唐朝统一西域,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薛延陀灭亡

    突厥兴起后,居住在漠北的铁勒有薛延陀、回纥、都播、同罗等等部,都受突厥汗国的统治。

    其中,薛延陀和回纥在*汗国瓦解后,相继在漠北建立了政权。薛延陀是由薛、延陀两个部落合成的。突厥分裂后,铁勒诸族也大多一分为二,因此在东、西突厥汗国境内都有薛延陀部众。

    628年,薛延陀首领夷男率众击破*的四部帅,被起义诸族共推为可汗。唐太宗为了拉拢夷男共同对付*,册封他为真珠毗伽可汗。在*灭亡后,薛延陀汗国的领土东接室韦(额尔古纳河一带),西至金山,南达漠南,北临瀚海,成为漠北的一大势力。645年,夷男死,其子多弥可汗立,暴虐无道,国内发生混乱。646年,回纥攻杀多弥,唐军乘机进兵,消灭了薛延陀的残余力量。

    薛延陀亡后,漠北的铁勒族回纥、同罗等十二姓纷纷归属唐朝。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于其地设六府七州,内附诸部推唐太宗为天可汗。唐朝的行政权扩展到整个漠北地区。

    回纥

    回纥即今之维吾尔族祖先。隋末,药罗葛时健俟斤被回纥部众推为君长,时健死后,其子善萨继立。647年,唐朝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委任回纥酋长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但吐迷度在部落联盟内部却称可汗,署官吏,建立起汗国来。后突厥汗国时,攻占了铁勒族的住地,回纥等部经唐朝允许,迁徙甘、凉间居住,受唐朝保护。后突厥政权衰落后,回纥首领骨力裴罗联合其他部落起兵反抗,摆脱了后突厥的控制,并在744年称可汗。唐玄宗册封他为怀仁可汗。745年,怀仁可汗灭后突厥汗国,尽有突厥故地,成了漠北的强国。

    回纥的国家制度,兼采突厥和唐制。可汗的子弟称特勒,别部领兵者称设,大臣有叶护、俟利发、达干、吐屯等,这是突厥制度。它还设置内宰相三人,外宰相六人,又置都督、将军、司马等,这是唐制;回纥可汗在九姓铁勒等部设立都督,加以管理。回纥汗国初期是奴隶制国家,在唐朝的强大影响下,到8世纪时,它已明显地进入封建社会。

    回纥政权一直和唐朝保持着密切关系,每一任可汗都要经过唐朝的册封。安史之乱爆发后,回纥曾两次派兵帮助唐朝平定叛乱,加速了安史集团的灭亡。唐朝从757年(至德二年)起,每年送给回纥绢二万匹。回纥每年还要向唐朝运送几万匹马,以换取内地丝绢、茶叶等货物。回纥从唐朝得到的大量绢、茶等物品,除自用外,有很大一部分远销到中亚各地,这对其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据了西域和河西,唐朝和西域的经济交流遭到阻隔。由于回纥对唐友好,唐朝和西方商人多改道经回纥进行交易,因此,回纥一时成为陆上东西交通的枢纽。在这种情况下,回纥的商业呈现出空前的活跃,其商人到内地经商者常以千计,他们在内地置资产、店铺,有的和汉族通婚,久居不归。

    回纥汗国内部充满着矛盾。黠戛斯和回纥连续交战二十多年。9世纪30年代末,回纥地区连年发生疾疫,又大雪成灾,严重地破坏了其经济。同时,回纥统治阶级的内部又不断自相残杀。840年,回纥将军句录莫贺勾引黠戛斯十万骑入侵,破可汗城,回纥汗国灭亡。

    回纥汗国灭亡后,部众四散。一支迁移到河西走廊定居,一支进入吐鲁番,一支迁至天山北路及葱岭以西地区。后两支定居xīn jiāng的回纥,发展成今天的维吾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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