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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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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凑字数! (第2/3页)

人,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先后出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长期从事民族掠夺战争的安禄山野心极大,他多次到长安,在宫廷和官场活动中,对唐zhèng fǔ的**、虚弱情况了解得很清楚,蓄下了起兵灭唐的异志。安禄山的同伙史思明,也是杂胡出身。他到长安奏事,博得了玄宗的喜欢,赐名为思明。在安禄山叛乱以前,史思明官至平卢兵马使。

    在经过长达十年的准备后,安禄山认为已具备了灭唐的力量,于755年(天宝十四年)冬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率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兵十五万人,南下攻唐。唐玄宗因为没有想到安禄山会叛乱,所以在军事上毫无准备。

    当叛乱的战鼓惊破唐宫的《霓裳羽衣曲》后,他才匆忙布置防御。但唐朝新招来的士兵抵挡不住安禄山的劲旅,安禄山渡过黄河后,连败唐军,一路攻陷断陈留、荥阳(河南荥阳)、洛阳,直抵潼关。756年(至德元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防守潼关的唐将哥舒翰,虽拥有近二十万的军队,但因是临时凑集来的,缺乏战斗力。但玄宗和杨国忠对哥舒翰不放心,接连派宦官逼其出兵。结果,哥舒翰在灵宝被安史军打败,全军覆没,哥舒翰也做了俘虏。同年六月,叛军长驱直入,攻陷唐都长安。

    玄宗在长安陷落前,仓惶出逃。到马嵬坡(陕西兴平西),随行的将士发生哗变,杀杨国忠,又迫玄宗缢死杨贵妃。唐玄宗最后逃到成都。太子李亨逃到朔方,在灵武即帝位,即肃宗。安史集团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它却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内部矛盾重重。坐镇洛阳的安禄山恣行暴虐,众叛亲离,757年初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安庆绪即帝位后,史思明屯驻范阳,拥有重兵,不听调遣。

    757年chūn,唐朝从陇右、河西、安西、西域等地陆续调集了十多万军队,又向回纥借兵四千人,肃宗以其子李豫为天下兵马元帅,以郭子仪为副元帅,率军一举收复长安。在此前后,河北、河南的地方官和军队也在进行着长期而激烈的战斗。既极大地打击了叛军的后方,又保障了江淮供应物资路线的安全。江汉和江淮的保全,使唐朝在经济上有所依赖,对战争结局有重大影响。

    759年(乾元二年),史思明杀安庆绪,在范阳称大燕皇帝。761年(上元二年),史思明大败李光弼率领的唐军,乘胜向长安进犯,在途中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在洛阳称帝后,叛军内部更加分裂,从此没有力量再向唐朝发动进攻。

    762年(宝应元年),唐宫廷发生政变,宦官李辅国杀张皇后,肃宗受惊而死。李辅国拥立太子李豫即帝位,即代宗。

    代宗调集各路兵马,又向回纥借到一部分军队,以其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率军收复了洛阳、河阳、郑州、汴州等失地。史朝义逃往河北,河北叛将见他大势已去,纷纷向唐朝投降。763年(广德元年)初,史朝义在唐军打击下,穷促自杀。历时七年多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唐朝的削弱

    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了,但却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影响。在安史集团盘踞的地区,社会经济遭到了大破坏,特别是激战最烈的河南一带,更是“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安史之乱时期,唐朝的军队大多调集到内地,边防空虚,因此唐朝在民族斗争中不得不由进攻转为退守,西域、河陇地区相继被吐蕃占领,在南方也经常受到南诏的sāo扰。安史之乱打破了唐朝的统一局面,此后,藩镇割据势力越来越强大,战乱频起,唐朝的zhōng yāng力量越来越削弱。这一切都说明,经过安史之乱以后,统一、繁荣、强盛的唐朝已经开始走向下坡路。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安史余部还保持相当大的势力,昏懦的唐代宗为了求得苟安,“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在平叛的过程中,唐朝对内地掌兵的刺史也多加节度使的称号。因此,经过安史之乱以后,形成了藩镇长期割据的局面。

    在唐后期的藩镇中,势力最大、为患最烈的是成德、魏博和卢龙三镇,时称“河朔三镇”。成德镇(治恒州,河北正定),自762年李宝臣开始割据;魏博(治魏州,河北大名东),自763年田承嗣开始割据;卢龙镇(治幽州),自763年李怀仙开始割据。他们各自拥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赋税不入zhōng yāng。甚至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zhōng yāng只能加以承认,不能更改。除河朔三镇外,重要的藩镇还有淄青镇(治青州,山东益都)、淮西镇(治蔡州,河南汝南)、沧景镇(治沧州)等等。它们也多仿效河朔,专横跋扈,割据称雄。

    各藩镇对境内的人民都实行残暴的统治。节度使为了维护统治,除拼命扩充军队外,还挑选jīng勇组成亲信“牙兵”。牙兵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节度使对牙兵供给丰厚,往往能得他们的死力,但这也使牙兵十分骄横,只要节度使对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或杀或逐,另立新主,遂形成了“变易主帅,如同儿戏”的局面。

    “四镇之乱”

    唐zhōng yāng和藩镇之间的斗争,在德宗时期有所谓“四镇之乱”。781年(建中二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继节度使位,要求朝廷加以承认,唐德宗不允许。为了维护世袭特权,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纳、山南东道(治襄阳)节度使梁崇义和李惟岳联合起来,共同起兵。不久,梁崇义和李惟岳兵败被杀,田悦和李纳也被唐军打败。但卢龙镇节度使朱滔和成德镇降将王武俊为了争权夺地,又勾结田悦、李纳发动了叛乱。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加入了叛乱的队伍,自称天下都元帅。783年,德宗抽调关内诸镇兵去平定叛乱,泾原镇兵在路过长安时发生哗变,攻进长安。德宗狼狈逃到奉天(陕西乾县)。

    泾原叛乱军立朱滔的兄弟朱泚为主,在长安称帝,国号秦(后改为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兵救援德宗,但到了长安附近他又与德宗发生矛盾,就联合叛乱军共同反唐。在李怀光的逼迫下,784年(兴元元年),德宗又从奉天逃到梁州(陕西汉中)。后来,德宗依靠李晟率领的唐军才收复了长安,逐杀朱泚,又与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势力相妥协,才勉强平息了这场叛乱。淮西之乱

    至唐宪宗时期,又和藩镇势力进行了一场大争斗。814年(元和九年),淮西镇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他更加跋扈,四出攻掠。宪宗遂发兵讨伐淮西。出兵三年仍不能奏效。817年(元和十二年),宪宗任命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负责统帅全军。当时各道军中都由宦官监军,将领因受到压制,都不愿出力。裴度到前线后,奏请宪宗取消了监军宦官,被动的局面才渐渐扭转过来。在这年冬天一个风雪弥漫的夜里,唐将李愬率领九千士兵突袭淮西镇所在的蔡州城,一举活捉了吴元济,平定了淮西之乱。

    淮西平定后,沧景、卢龙、成德等镇相继归顺zhōng yāng。淄青的李师道独力顽抗,被唐zhōng yāng发兵打败。到此时,唐朝算是恢复了表面上的统一,但节度使领有重兵的局面并未改变。820年(元和十五年),宪宗被宦官杀死后,河朔三镇相继叛变。此后,藩镇割据林立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唐亡。宦官擅权

    唐初,宦官数量不多,地位也很低,无权过问军政大事。这种情况,到玄宗时才发生显著变化。开元、天宝年间,宦官激增至三千人,其中五品以上的宦官达千余人,其中宦官高力士尤被重用。开元末年以后,玄宗怠于政事,凡四方进奏文表,先让高力士审阅,小事由高力士处理,大事才由自己裁决。玄宗还委派宦官监军、到藩国出使等重任。肃宗时用权阉李辅国掌禁兵。德宗时设护军中尉二人、中护军二人,全以宦官充任,统率左右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军。从此,宦官掌典禁军成为定制。

    从代宗开始,还以宦官二人充内枢密使,掌管机密、承宣诏旨,权力很大,他们和二护军中尉合称“四贵”。宦官有了武力作后盾,地位愈加巩固。他们有权任免将相,地方上节度使也多从禁军中招用。唐后期的顺宗、宪宗、敬宗皇帝皆死于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由宦官拥立的。权阉成为唐朝的实际统治者。

    宦官擅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灾难。皇帝和朝臣因不甘心受宦官集团的支配,都极为不满。宦官不属士流,他们往往引进大量工商杂类来堵塞仕途,这更使朝官们十分恼火。因此,当时在统治阶级的内部,经常爆发反宦官集团的斗争。“永贞革新”

    在顺宗时期,发生了“二王八司马”的反宦官集团的革新运动,即所谓“永贞革新”。

    805年(永贞元年),唐顺宗即帝位时已得了中风病,口不能言,但还是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以及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韩秦、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十人,进行改革。

    王叔文等首先从革除弊政入手。废除了宦官进行掠夺的“宫市”和五坊小使,接着下令停止地方官对皇帝的各种名目进贡。又停止征收“诸sè榷税”。

    为了铲除宦官专权的根子,王叔文选拔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节度使,以韩泰为其行军司马,接管宦官手中的兵权。宦官集团密令诸将对范、韩进行抵制。在宦官的反对下,这一重要措施未能贯彻下去。“二王八司马”事件

    以权阉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yīn谋策动废顺宗、立太子,通过宫廷政变来打击革新派。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纷纷向朝廷上表,称顺宗久病,应当让皇太子监国,积极赞助俱文珍。不久,顺宗被迫让位给太子(宪宗)。宦官得势后,“二王”即被贬逐,王伾死于贬所,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都被贬为边州司马。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甘露之变”

    在唐文宗时期,又发生了以郑注、李训为首的反宦官集团事件。

    郑注本姓鱼,擅长医术,但出身低微。李训通经学,中过进士,曾因事被流放。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大宦官王守澄把他二人推荐给文宗。但郑、李并没有按照王守澄的意图办事。文宗和他们谈得很投契,最后付以消灭宦官的重任。

    在经过一番准备之后,835年(大和九年)秋,郑注和李训利用宦官集团的内部矛盾,把反对王守澄的韦元素、杨承和、王践言三个权阉驱逐到外地当监军,不久处死。此后,他们又请唐文宗提升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解除了他右神策军中尉的职务。王守澄失去兵权后,被文宗赐死。

    不久,李训、舒元舆做了宰相,郑注做了凤翔节度使,他们想内外合势来消灭宦官。835年年底的一天,经过一番布置,文宗登紫辰殿见百官。韩约上奏:在金吾左杖院的石榴树上有天降甘露。唐文宗令左、右中尉仇士良和鱼弘志带领宦官去看。这时,在左仗院早已埋伏了兵甲,只等宦官一到就全部围杀。不料,仇士良看出了破绽,急忙劫持文宗回宫,同时派禁军大肆屠杀。李训、舒元舆及韩约等人都遭斩杀,郑注在凤翔被监军宦官杀害。此外被宦官滥杀的不计其数。史称“甘露之变”。牛李党争

    唐朝zhōng yāng的官僚主要由两种人组成,一是门荫出身,另外则是进士及第出身。依据政治倾向来说,门荫出身的多倾向于没落的门阀士族,进士出身的多倾向于与门阀对立的庶族。

    唐朝每年平均中进士的不过三十人,但在官僚阶层中却居于主导地位,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同,情趣相合,所以很容易结成党派。当时同榜登第的进士称同年,进士对考官称座主,考官对被他录取的进士称门生,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互相援引。士族地主一贯以阀阅自矜,尽管他们的地位已经每况愈下,但他们瞧不起庶族,仇视进士。这两种出身官员之间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其中历时最长、斗争最烈的是所谓“牛李党争”。

    牛党的首脑牛僧孺,系牛仙客之后。牛仙客出身胥吏,玄宗时虽贵为宰相,但仍遭时人轻视。牛僧孺和李宗闵等人都是权德舆的门生,互相支持。李党的首领李德裕,出身赵郡士族,李德裕年轻时,“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以门荫入仕途。牛、李两党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员?李党主张“经术孤立者进用”,牛党主张“地胄词彩者居先”。魏晋以降的门阀士族多以经学传家,故重经术实即重门第;诗赋词彩是进士科考的主要内容,所以重词彩也就是重科举。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李党代表门阀士族的利益,牛党代表庶族地主的利益。

    其二,如何对待藩镇?在这个问题上,李党主张平叛,牛党主张姑息。李德裕是武宗时的宰相,曾坚决地平定了昭义镇的叛乱。牛党分子对朝廷向藩镇用兵,大多采取消极或阻挠的态度。在牛党看来,藩镇割据是一种正常现象,根本不必去理它。

    牛、李开始结怨是在唐宪宗时期。808年(元和三年)制科考试时,应试的牛僧孺、李宗闵等通过对策,指斥时政,言词激烈,被主考官录取。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宰相,认为他们攻击自己,因此向宪宗哭诉,并指出考试中有舞弊现象。结果考官都遭贬逐,牛僧孺等也长久不予升迁。这是牛李党争的序幕。

    牛、李两党斗争的高cháo是在文宗时期。先是牛党专政,排挤李党,后又是李党当政,排挤牛党。文宗时,牛李两党官员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凡牛党称是者,李党必非之,凡李党所是者,牛党必非之。面对牛、李两党的激烈倾轧,文宗束手无策,哀叹说:去河朔藩镇非难,而除此朋党实难!

    武宗即位后,用李德裕为宰相。李德裕尽逐牛党,牛僧孺被贬为循州长史,李宗闵长流外地。宣宗即位后,牛党在宣宗的支持下,完全清除了李党。李德裕几经贬谪,848年(大中二年)又被逐到崖州为司户,次年于崖州病死。这次党争前后持续了四十年之久。均田制的破坏

    唐朝建立后,由于对土地兼并限制不严,贵族、官僚和地主便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到玄宗时期,一方面因为商品经济rì益发展,从事兼并的富商大贾愈来愈多;另一方面,官僚集团也空前膨胀,如632年(贞观六年),唐朝文武官员仅有642人,至735年(开元二十五年)发展到18800多人,比以前增加近三十倍。因此,那时“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

    由于土地向各类地主手里集中,国家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这样就难以维持对农民的授田了。现存唐代敦煌户籍残卷证明,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农民受田的数额已愈来愈少。说明从武则天以后,均田制度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大土地的发展

    安史之乱以后,贫富分化更加悬殊,“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在唐后期,官府、皇室、官僚、豪富以至寺院,都拥有大小不一、数量不等的田庄。在各类田庄中,谷物生产都占主要地位。规模较大的田庄,还多有莱圃、果园、茶园、榨油、酿造、纺织等农副业和手工业生产。许多官僚大地主的田庄,还修筑楼台亭阁,点缀奇花异石,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供田庄主玩赏的处所。田庄内的生产者,主要是庄客和雇农。庄客亦称“庄户”、“客户”,或简称为“客”,他们是田庄里的主要生产者。地主阶级的疯狂兼并,迫使大量均田户纷纷破产流亡,这些破产的农民是庄客的主要来源。田庄主对庄客的剥削,上等田每亩收租一石,中等田收租五斗,租额占收获量的五成以上。此外,庄客还得听田庄主使唤,服多种杂役,被迫进行无偿劳动。

    雇佣关系在唐后期有较大发展。855年(大中九年),唐朝颁发的令文说:“如有贫穷不能存济者,yù以男女庸雇与人,贵分口食,任于行止,当立年限为约。”因此,在当时各类田庄中者都有一批雇农,做为补充xìng的劳动人手。雇农所得的报酬极为低微,这种封建的雇佣关系有极大的强制xìng,雇农的处境是十分悲惨的。

    唐代的田庄制与南北朝时期的田庄,有明显的区别。南北朝时期田庄里的生产者,主要是世袭xìng的农奴、部曲和佃客,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奴隶。唐代田庄里的庄客和雇农,都属契约xìng的,他们在身份上已非世袭,较之士族地主的佃客、部曲有较多的zì yóu,唐朝的理财措施在豪强疯狂兼并土地、均田制逐渐解体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趋于破产,变成流民。据760年统计,国家控制的人口仅1699万多,其中纳税的237万多,与755年相比,国家控制的人数减少3593万多,纳税人数减少521万多,这样,就使国家的收入减少,造成了rì益严重的财政危机。解决财政危机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唐zhèng fǔ采取了种种措施。首先是整顿均田制度,把“王役不供,簿籍不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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