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重塑言官体系 (第2/3页)
死狐悲。看出大臣们的想法，朱棣也不为己甚，于是说出了最终的解决办法。
“你去辽东依次说服各个移民屯，若你所去的移民屯不愿为你担保，则由屯长打你十鞭，然后换下一个移民屯尝试，周而复始，直到找出愿意为你担保的移民屯或是试完辽东剩下的九十一个移民屯。若全都试完了却仍旧找不到一个者，那么朕便允你自尽抵罪，而且不加罪你的家人……也罢，朕也不限制范围了。试完辽东的移民屯之后，你还可以尝试说服大明境内任意超过五十户的自然村，只要有任意十个符合条件的自然村愿意为你担保，朕便赦你无罪。”
听到这里，李贯大喜，连忙叩头谢恩。
他知道，一个移民屯接一个移民屯的试下去，最终的结果便是一共挨上九百一十鞭然后自尽。但如此一来，至少不会牵连家人。对于早已心如死灰的李贯来说，这已经是极好的结局了。
至于说尝试说服辽东以外的自然村……如果不需要担保或许可行，因为关内的百姓没有直接遭受鞑靼人的烧杀抢掠。而且，尽管太祖将富户四处迁移对乡村的宗族势力有所影响，但这种宗族势力仍然不可忽视。也就是说，只要能够诱使族长同意自己的观点，那便可以成功。
但是既然需要担保，李贯却根本不抱丝毫希望了。教化政策失败后就会将担保的村民治罪，那么谁会发了疯冒这种风险？
再说了，即便抛开这种办法能否求得生路不谈，只要一旦尝试，他李贯必将成为士林之耻为千夫所指。那样即便活着，也会连累家族的名声。因此，李贯唯一的选择便是让移民们鞭打出气后自尽。
朱棣盯着李贯看了一会儿。从那逐渐恢复平静的但又充满了死志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已经做出了符合自己期望的选择。因此，朱棣满意地点了点头。
其实如果只是为了立威，那么杀掉李贯也就是了，顶多用点酷刑，用不着这么复杂。朱之所以这么处理，其实大有深意。
明朝建立了历史上最为完善的监察制度与组织机构，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言官群体。按照明制，这个群体总人数一般保持在200人左右，为历代之最。大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所以，明代言官身份独特，职权特殊，并以群体的面貌在整个社会形成一股威慑力量。
应该说，明朝的言官体系还是起过一些正面作用的。比如说，嘉靖皇帝沉溺斋青词，不理政事，御史杨爵痛心疾首，上书极谏，被下诏狱，备受酷刑，数次昏死，仍泰然处之。其他言官冒死声援，虽然付出了血的代价，但终使嘉靖顾忌退让。又比如说，万历皇帝演戏嬉乐，忽闻巡城御史呵呼声，亟命止歌，竟曰：我畏御史。
既然连皇帝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言官的约束，那么为祸甚烈的权臣和宦官自然更是言官监视、打击的主要对象尽管权臣或权宦垮台的根本原因都只是因为失去了皇帝的宠信，但言官的进谏或多或少总归能够起那么一丁点作用。
不过，朱棣却很不喜欢明朝的言官体系，因为与它所起到的正面作用相比，其负面影响似乎更大。
明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言官有好几类，为方便理解，朱棣将之分为四种派别：鸡毛蒜皮派、为反而反派、哗众取宠派、党争走狗派。
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而
史和六科给事中都是七品官监察御史和督给事中为t7左右给事中和给事中为从七品）。将言官的官衔设定得低一些，本意是希望言官们不要在乎自己的官职，敢于用自己的官职来博得名誉。其实，明代对于言官的素养品质则有着更高的标准。
首先，“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但这种主观标准显然没办法检验。当吏部提名某位官员担任言官时，谁又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此人并非“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
其次，必须正派刚直，介直敢言，而不患得患失，爱身固禄这同样是一种没办法检验的主观标准。
再次，具有突出的学识才干，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洞悉利弊动态，又能博涉古今，引鉴前史。除此之外，还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历练稳重；对于年龄、出身以及文章、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
但这条规定也落在了空处。
明朝的读书人用八股文作为敲门砖考上进士时，很多时候就是七品官。如此一来，进士们或者完全没有，或者只有极少的工作经验就会担任言官。在这种前提下，绝大多数言官都无法胜任他们的工作。他们往往根本没有或者是没有丰富的地方行政和管理经验，对水利、农业、练兵、财税、马政、军事、外交都完全不懂。不懂怎么办呢？坐在言官的位子上总得有所作为吧？既然正事办不好，那自然只能将精力放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了。比如说不讲个人卫生、衣服没穿整齐、腰带没系好……这类言官，属于鸡毛蒜皮派。
与鸡毛蒜皮派不同，另一群同样对国家大事不懂的言官却总是恬不知耻地妄议朝政，妄加揣测，故意从反对中枢高级官员的举措中来获取“不阿”、“刚直”之名也就是说，这类言官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因此朱棣将之形容为“为反而反派”。比如说崇祯皇帝加三饷。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当国家发生战争时，适量的增加赋税并非全无道理。但在言官们激烈的反对下，崇祯最终被迫停派了三饷。后来，崇祯在农民起义、小冰期自然灾害以及关外建奴的三重压迫下，希望与建奴议和获得喘息的机会。好吧，既然言官反对为了战争而增加赋税，那么选择和平总归可以了吧？还是不行！似乎不坚决反对皇帝的任何措施，他们这些言官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收税打仗言官们固然要拼命反对，因为没钱打仗于是和谈同样会遭受言官们的激烈反对！
哗众取宠派的言官则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他们绝不会在乎所论是否属实，只会在意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举足轻重大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此捞取政治资本！比如说明神宗因为生病，“头晕眼黑，心满肋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结果大理寺左评事于仁在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便以此写了一本《酒色财气四箴疏》，借题发挥，给皇帝横加了四个罪名：“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
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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