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帮 (第2/3页)
青帮之所以在长江下游地区形成，因素很多，包括两淮盐场对失业水手的吸引，太平天国所引发长江下游地区的社会秩序混乱，但这些都是青帮形成的外部条件，从根本上讲，青帮的形成是近代以来会门与教门系统相互融合及长江下游盐枭势力的发展必然结果。
中国的秘密社会的两大系统在地区分布上，“教门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北方……；会党主要活动在中国的南方……。因此有‘北教南会之说’。”这和南北之间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地理环境不同所引起的文化差异有密切的关系。民国时学者王培棠在《江苏省乡土志》中曾就江苏南北文化进行评述，指出“以民情而言，江南柔而淮北刚，淮南江北界于刚柔之间”
“言宗教迷信，则江南以民智较开观念比较淡薄，淮北则迟钝保守，故宗教迷信观念，尚极浓厚，淮南江北则成一种中和态度，较江南为过，较淮北已不及矣。”近代以前的罗教水手行帮虽然地处江浙一带，但仍可以理解为属北方的教门系统。一方面，水手行帮特别是江浙一带的罗教水手行帮中，水手大多数都是北方山东、河南、河北等一带的农民，江浙南方一带的人很少；
另一方面，罗教水手行帮虽然名为江浙一带的船帮，但是并不固定在江浙一带，他们通常要伴随漕船四处飘泊，居无定所。漕运解体后，南方的水手行帮解散后，一部分水手回到北方原籍，流而为匪。而水手行帮中的罗教水手行帮则凭借其原有的组织系统在江浙一带适应生存下来，并迅速向会门系统演化。促成这种演化的媒介就是长江下游rì益膨胀的盐枭。首先，罗教水手行帮作为一种教门系统，由于南北文化的差异，在江浙一带社会基础很薄弱，而长江下游盐枭集团虽然在近代以后江浙一带人也很多，但就主体而言仍然是以北方一带的无业游民为主，这为罗教水手行帮融入并改造盐枭集团，形成青帮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罗教水手行帮本身主要依靠的盐私维系其生存，水手更习惯水上生活，漕运解体后，江浙一带复杂水面环境更适应其生存，而盐枭集团长期以来一直是这一带的水上霸主，这是罗教水手行帮以盐枭为载体的重要前提。和普通的水手行帮不同是，罗教水手行帮在以盐枭集团为载体时，嫁接了自身的组织系统，并完成了自身的改造，形成了亦教亦会的秘密结社。
近代青帮的形成是在罗教水手行帮与长江下游盐枭相互融合中完成的。漕船中水手行帮包括罗教水手行帮出于贩私的需要，和盐枭的勾结由来已久。从顺治年间起，回空粮船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贩卖私盐的活动。“回空粮船约六、七千支，皆出年瓜、仪二闸。一帮夹私盐奚止数十万斤，会有计亡，实浸淮商数十万引盐之地为害甚大。”适应漕私规模的扩大，康熙、雍正时水手行帮开始与积枭“风客”勾结：“贩卖私盐之弊在粮船为尤甚，有一种积枭，名为风客，惯与粮船串通，搭有货物运至淮扬，托其本地jiān徒，令其卖货买盐，予屯水次。待回空之时一路装载。并所售之价则风客与丁舵水手三七朋分。粮船贪风客之余利，风客恃粮船为护符。”“漕船回空带私为历来之痼弊，并有随帮风客除本分利、坐占淮扬数十万纲额，勾引枭匪，肆行无忌。”
适应粮船水手和风客贩私的需要，嘉庆、道光年间名为“青皮”的盐枭集团出现。“有一种土着匪盘踞码头，专为浪船通线散销，从中取利，名为青皮。其着名码头如当涂之四合山、桐城之从阳镇、五倡拐望之华阳镇、无为之土桥最为扼要。”
水手行帮与盐枭结合在漕运解体前，只能说是相互利用，这是因为漕运水手生活虽然艰辛，但漕运毕竟是“天庾正供”，水手收入相对较为稳定，贩盐不是漕运水手的主要生活来源。因此，至少“在道咸之交，这种结合还处于初步阶段，没有融合在一起，因此，清吏对他们还是连类并称所谓‘青皮党’、‘安清道友’”。
漕运改革后，长江下游失业的漕运水手更多的是以贩私盐维系生存，此时，罗教水手行帮开始与长江下游的盐枭集团融合起来。其主要标志是江北里下河一带的安清道友和江南太湖一带的巢湖帮形成。
安清帮也即安庆帮，“安庆道友之为患久矣，其名目始于安庆帮之粮船，嘉道间，惟粮船过境时，其党必上岸滋事，或盗或窃，无恶不作。在后，粮船停废，其族无以为生，即散处各州县，名曰站码头，萃聚亡命，藐法殃民，初犹淮海一带，千百成群，今则蔓延江南北郡县，无地无之。立字派，别尊卑。逞凶肆恶，结为死党。”
里下河一带安清道友的出笼大约在同治前后，光绪初年以前，安清道友多活动在长江以北。1861年礼部给事中卞宝弟奏称“闻江北聚匪甚多，有安清道友名目，多系安东、清河游民，私结党羽，号称师徒。其先数百人，冒充兵勇，在里下河一带把持村市，名曰站码头。藉查街、查河为名sāo扰商旅，抢夺民财。近更加以各处土匪附和，窝主容留，结党盈万，散布愈多，并有李世忠营弁庇护，官吏畏势，莫敢奈何。”
里下游一带青帮势力迅速壮大和“李世忠营弁庇护”有重要的关系。李世忠在两淮盘踞7年之久，疏通会通河道，以利济贩私盐，自捆自卖，又设卡抽厘，“在他的羽翼下，安清道友得以出笼，并迅速壮大。”1864年“苗患”清除后，李世忠于1881年被裕禄借故除掉。但此时的两淮地区已是由游勇、丁役、盐枭组成的青帮的地盘。“淮北一带小民，以拜安清道友，仍以伙运私盐为业”，［18］而各关卡形同虚设，以致枭风rì炽，劫抢之案，层见叠出。盐枭与青帮合而为一，“均住江宁之江都、甘泉县境，初仅贩私，继而抢劫讹诈等事”，成为反社会的秘密结社，虽然并非所有私盐贩都是青帮，但官方文书中所称的枭匪往往是指青帮。
巢湖帮是在嘉道时就是比较大的盐枭集团，“在长江下游的私盐活动中起到了主导作用”。道光时期，巢湖帮是皖北人为主的盐枭“青皮”，其组织严密，“资本多至数十万，大伙以数千计，小者二三百为群，炮们、枪矛、刀戟、鞭锤之器毕具，所过关隘，辄鸣钲施枪，衔尾飞度，…处处充斥，阻坏盐法，拢害地方。”
“青皮等或隐匿在船，假充水手；或散游在岸，托名短……”早期的巢湖帮和江浙水手行帮就有勾结。漕运改海运后，也大致是在太平军攻占镇江后，该处失业的舵工、水手大多投奔该帮，不久推选合肥人刘正裕、刘国魁为头目，占据了安徽巢湖和太湖的要道口，即现在南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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