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竺法护

    5、竺法护 (第1/3页)

    一 西求法译经 称敦煌菩萨

    竺法护，原名竺昙摩罗刹，意译竺法护。他的祖先是西域月支国人，所以姓支。世世代代侨居敦煌郡（今甘肃敦煌）。

    法护八岁出家，拜外国高僧竺高座为师，因为从老师的姓，因此又姓竺。

    法护自幼聪明好学，博文强记。每天诵经达万言之多，并且过目可解。又是因法护天xìng纯美，cāo行jīng守清苦，立志勤学，坚持到万里之外去寻找名师。因此，他能博览儒家六经。钻研佛教经、律、论三藏典籍，游刃有余，独获心得，尽管当时社会上的僧俗，对他的看法，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但护法未尝把这些放在心上，仍专心至志，参佛自修。

    西晋武帝时，洛阳的寺庙图像，建筑绘画的程度，为全国第一。法护认为这是佛教的表面文章，而真正的佛教内蕴，深奥的经典《方等》，都还在西域岭以外。法护于是感慨之余，立下宏愿，愿以毕生jīng力投入弘扬**之中。便随师傅万里跋涉到了西域，决心在佛教嫡传的国度里，寻法觅经。

    法护在西域各国，周游多年，通晓了三十六种语言文字，搜集到各种殷本的佛典，比较对刊，分析条贯，字词音义，全部释解。之后，将所有梵经，载回中国。从敦煌到长安的里程中，沿路翻译，从不停手。到长安后，继续翻译，其中有《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统统译出，成为法护终身的弘佛扬法事业。

    法护的译经活动，主要在长安，其次在洛阳和敦煌，酒泉。他孜孜不倦，劳不告苦，经法能在中华流传，全赖法护了。两晋译经之最，首看法护。

    晋武帝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四月八rì，竺法护到洛阳白马寺译出了《宝结经》二卷。

    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四月九rì，竺法护在白马寺译出了《勇伏定经》二卷，聂承远笔录。

    四月十三rì，竺法护在白马寺译出《度世品经》六卷。

    七月七rì至八月十三rì，竺法护又译出了《大哀经》七卷，聂承远、聂道真笔录，后法护亲自覆校。

    十二月二十五rì，竺法护又译出了《如来兴显经》四卷。

    短短的三年时间，竺法护在洛阳白马寺译经之多，速度之快，效率之高，都十分惊人的，这些经典的译出与传播，扩大了佛教经典的内容，纠正了过去翻译的不足，成为可读的佛教范本，影响巨大。

    竺法护于太康七年（公元286年）八月十rì在长安主译出《正法华经》十卷。立刻传到全国。永熙元年（公元290年）八月，沙门康那律于洛阳写此经完毕，与居士张季博，董景玄、刘长武、长文等，手执经本到白马寺当面与竺法护“口校古训，讲出深义”九月十四rì，于洛阳东牛寺中召开施主大会，讲诵此经，整整一天一夜，兴高采烈，无不感到欢欣。

    洛阳僧众和居士，之所以对竺法护译讲的《正法华经》感到这么大的兴趣，是因为他有三个特点：首先，把大乘佛教的理论形象化，其次是人人可以成佛，第三，塑造出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正因为竺法护译经最多，拓展了佛教向社会底层的普及，所以，被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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