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〇三章 王珣 (第2/3页)
体为成熟的行草，运笔自然，各字是分立的，古逸洒脱，确实是晋人特有的风神，堪与二王争辉，也是乾隆的三希之一。
纸本，行书，纵25.1厘米，横17.2厘米，其纸墨精良，至今依然古色照人，更加珍贵。其历来为后世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伯远帖》是王珣给亲友的一通书函。它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是我国古代书法作品中的佼佼者。它的笔画写得较瘦劲，结体较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舒朗，飘逸，真有点“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的晋人韵味。
此帖经北宋内府收藏，着录于《宣和书谱》，明代董其昌等都曾收藏，《书画记》、《平生状观》、《墨缘汇观》有著录。乾隆年间入内府，乾隆皇帝弘历视其为无上之宝，将此帖与《快雪时晴帖》、《中秋帖》藏于养心殿西暖阁，专设三希堂，以尽赏玩珍宝之美意。
辛亥革命后，清室覆亡，逊帝溥仪携文物出逃，《伯远》、《中秋》二帖正在其内。1937年，二帖售予袁世凯的差官郭葆昌。郭氏是一位古玩商，常将书画、名瓷卖出海外，牟取厚利。事为张伯驹先生所知，生怕二希流落海外，即请惠古斋的柳春农居间，愿以高价收购二希，郭氏要求搭卖李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等，议价20万元，先付6万，余款以一年为期结清。
不料当年夏天，卢沟桥事变，金融冻结，余款至次年不能付，只能以二希退还。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葆昌已殁，张伯驹向郭氏之子郭昭俊重提旧事，要价黄金一千两，而且不能还价。往返磋商，尚未有成议，时宋子文以行政院长来京视察，郭子将二希向宋行贿，谋得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之职。这一事件在上海的《新民晚报》“造型”副刊被揭露，一时传说纷纭，引起文艺界正义之士的强烈不满。宋子文畏物议，不得已将二希退予郭子。
《新民晚报·艺坛通讯》载云：“希世珍品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前由袁世凯差官郭世五（即郭葆昌）之儿献于宋子文，据悉宋不敢收，已还郭子，刻原件存中南银行，郭子仍待价而沽，国宝之下落如此！”
又至北京解放前夕，郭子从上海取出二希，携逃至香港转台湾。《新民晚报》又载云：“王珣、王献之二帖，今由郭昭俊自中南银行取出，携至台北，将求善价。此种国宝竟容私人如此匿逃，又竟无人管，怪极！”
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但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物的收藏，周恩来总理并亲自过问此事。时郭子居香港，二希押于英国某银行，流落海外，几乎已成定局。但因为人民政府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的努力，终于以重金将这两件无价的希世国宝，重新收回故宫博物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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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代历史人物
王珣（1440~1508年），字德润，曹县南隅里水涸村（今郑庄乡王老林）人，元朝户部尚书、福建行省左丞王茂五世孙，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进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明成化六年（1470）王珣任太康知县，与百姓同甘苦，修河道，垦荒地；均徭减赋，赈济饥民；设学校，兴教化，培养人才。在任三年，政声大著，百姓称他是三十年来最好的父母官。改任南京四川道监察御史时，因弹劾权奸，铲除豪强，几乎被投进监狱。任浙江湖州知府时，为治理赋税不均，拟定了“均赋法”，受到巡抚彭韶的赞许。实施后可以革除州县官吏任意追加赋额和豪绅将赋役转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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