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五二章 、刘支队长 (第2/3页)
我交待，不可能。”
支队长笑了笑，明白他指的东西绝不是那些钱和西瓜刀，而是作案使用的枪。针对这段话，刘海洋让记录在案，他一向认为，作为好的讯问笔录应当有史才，即是一个案件的实录，但又不能全按的写法，而是一种“法律规范的真相”。
好的讯问笔录应当有伏笔，也就是文才，却无须真正成为一首诗，只要一种“法律的固定”；好的笔录还该有jīng当的策略和计谋，但不可**裸跳出来太多。光有钱，没有枪，他可以随便解释，他认为jǐng方肯定找不到，因此死硬。一般而论，共同犯罪案件中以选择知情较多、罪责次要的犯罪嫌疑人先审为宜，不能选择主犯作为突破口。
这是一忌，也是无奈之举。因为程贵阳眼下是唯一到手的重大犯罪嫌疑人。
他说：“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稍顿，又补充一句：“我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说说吧，你的战友赵小鬼儿是怎么回事，他现在哪？”
声音不大，但程贵阳微微一震。
所谓用证时机，也许正是这样一种效果。
整整一下午，程贵阳的心理防线唯有这一次受到的冲击最为厉害，他故布迷阵，这个领导也不白给，突然间似乎不经意地点出个“赵小鬼儿”，用意不明，在他听来却是yù擒故纵，大有深意。
有人给他正式介绍刘海洋：“清楚了，这就是刘支队长，你不也问过他是谁吗，听说过吧？”介绍中隐藏着另一种暗示，让他的脑海中立即浮起一个巨大的问号：专案组到底知不知道他们几个究竟还有谁？
程贵阳一声不吭地埋头抽刘海洋的中华烟。
初审，支队长既不奢求有所突破，也不希望弄成夹生饭。审讯人员在与程贵阳较量的第一个回合中，至此不紧不慢只打出了两张牌：一是让他为“亲人”想想，一是他的“战友”赵小鬼儿。
这并非无的放矢，而是两颗重磅炸弹。从社会学的观点来，活着的人，总是有所顾忌和恐惧的。他可以不考虑自己死活，但会考虑亲人。在决定审讯策略时，知道程贵阳不会轻易缴械投降，也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第一审讯人的责任落实给谁？第一轮初审能不能“镇住”程贵阳？都是支队长考虑的问题。
实际上对彻底侦破全案非常关键，没有人怀疑程贵阳的智商。由于侦查阶段的严密和决策的果断，在程贵阳无任何察觉的情况下，迅速对他及其相关地点采取了措施从而缴获了重要罪证。这一切，程贵阳是完全能够想到后果的，他咬牙不讲，死顶硬抗，但那个《我的犯罪rì记》会让jǐng方对他（同伙？）所犯罪行一目了然。唯一让他稍感庆幸的是，里面他光记时间和经过，其他人则用阿拉伯数字或“兄弟”表示，他估计公安局暂时还查不出同伙都有谁。
不过，jǐng方没有顺着《犯罪rì记》追问他一句什么。
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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