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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上我看到康民，还有小余。她是被邮局工作的同学喊来的。大家见面非常开心。一群男同学聚在一起，很快把不喝酒的诺言抛在脑后，脸红脖子粗的就喝上了。我跟小余和几个女同学躲到了甲板上聊天。

    “有几个同学都快认不出了。”我跟小余说。

    小余哼了一声，说道：“人家待的都是什么地方，稽查处，货运处，水路交通检查处，警备司令部……多少人求他们办事，还不猛捞一票。当然今非昔比了。”她吐了瓜子壳在江里。“看看康民送给的你吃的，那是一般人搞的到的么？”

    我无言以对。我曾经不接受李勇送来的“私货”，可我还是接受了康民送来的东西。也许，我也在变。

    同学们工作可谓各个要害，大多是肥缺。他们像水银泻地一样，不仅充实到秘密的电台和局本部等各个机构，也渗透到各个经济民生重要部门。一方面监视各类不法行为，方便军统绕过当地的人情关系，直接处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监视部门内部对中央的不满，随时向上汇报。

    当年委员长从武汉逃到四川，四川当地力量怕中样来了不走，伤害地方利益，群起抵制。最后，委员长不得不提出“川人治川”的口号，承诺中阳绝不干涉地方政务，才顺利的把南京的各个机构撤到了陪都。戴老板则借抗战的机会，精心培育军统的力量，几年下来，就让“川人治川”成了一句空口号。军统这颗歪脖子树，也在无数热血青年的血汗滋养下，日益繁盛茂密，盘根错节。

    “慢点。”几个酒气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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