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9决意 (第2/3页)
靖十一年（1532年）七月，南京国子监刊修二十一史成”，嘉靖十四年（1535年），南京国子监祭酒费采即在其“条奏太学事宜六条”中请求朝廷“将修完二十一史分给六馆以备诸生讲习。”此后，“二十一史”被列于学官，成为国子学诸生以及士人的必读之书。此后，“二十一史”在社会上的地位及其影响越来越大。皇帝为了学习历史上的治国经验，很重视“二十一史”的学习，史称崇祯皇帝“英敏笃学，诸经史毕览。书经大全、春秋、性理大全、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补、贞观政要、皇明宝训、帝鉴图说、廿一史等书，皆命司礼监提督，又将经厂印贮之书查进备览”。明朝皇帝除了自己注意学习“二十一史”以外，还希望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学习“二十一史”，尤其是那些亲王重臣，希望他们学习历史上的治国经验以及应该如何做好一个大臣等等，因此，明朝皇帝常常将“二十一史”赠送给亲王重臣，让他们认真学习“二十一史”等等。如，崇祯八年（1635年），崇祯皇帝就曾“赐唐王《祖训》、《会典》、《五经》、《四书》、《二十一史》、《通鉴纲目》、《忠经》、《孝经》”，让唐王认真学习《二十一史》等书。
在皇帝的倡导下，“二十一史”的信誉在社会上急剧飙升，学习“二十一史”逐渐成为社会风尚，何良俊“二十年惟闭门读书，虽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猎两遍”。蒋德璟“其谈古事则述二十一史如黄河泻水”，成为人们学习“二十一史”的典范；曹学佺“旁通天文、禅说、字说、语录、二十一史”，也受到人们的青睐；陈际泰“尝黙二十一史，不三月而成”，成为学习“二十一史”记诵超群的智慧象征。不懂“二十一史”则成为不学无术的代名词。于是，形成了“士大夫遂家有其书，历代之事迹粲然于人间”的局面，就连诸士奇在清兵入关、仓惶逃亡日本之时，也没有忘记带上“二十一史”，足见人们对“二十一史”的重视。
明代自从嘉靖印行“二十一史”以后，不仅国内形成了学习“二十一史”的热潮，就连日本、安南等国也十分珍视“二十一史”。史书记载，“日本自宽永享国三十余年，母后承之，其子复辟，改元义明，承平日久。其人多好诗书、法帖、名画、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经。”说明“二十一史”在日本很受重视。明末清初思想家朱之瑜在清兵入关之际，“不甘剃发从虏”，客居安南，曾和一位只会写汉字不会说汉话“不知是何官职”的知识分子讨论古文义理，期间，朱之瑜曾“问云‘尊府古书多否’？答曰：‘少少足备观览’。余问《通鉴纲目》、《前后汉》、《二十一史》、《史记》、《文献通考》、《纪事本末》、《潜确类书》、《焚书》、《藏书》及《古文奇赏》、《鸿藻》等书，答云：‘俱有，惟《鸿藻》无有’。”说明，“二十一史”在安南也比较流行。
明朝确实有有识之士意识到把辽金史的正统性认定下来，在边患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对整个国家意识形态带来的巨大隐患，试图“颠覆宋辽金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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