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袁崇焕的罪名下 (第3/3页)
东江镇的将官只可能分别在东江和山东两处，既然刘氏兄弟受袁大人器重那他必然不会没有官职，而他又不在东江，此时若他不在山东的东江旧部里领衔就不符合常理了。再联系到耿仲明、孔有德等人后来在山东作乱，不仅可以肯定刘兴祚为汉奸，而且其“三弟”、“四弟”均为汉奸，而后在东江多次哗变的刘兴治等更是汉奸无疑。
该段文字不仅说明了刘兴祚确为汉奸，为后金充当奸细，也同时证明了毛帅没有叛变，他遭到袁大人的杀害完全是因为汉奸诬告。
袁大人为了进一步让刘氏汉奸兄弟掌握东江镇的实权，在开始惺惺作态的分“四协”以后马上就变卦了。毛帅于六月五日遭袁大人冤杀，后袁大人分东江为“四协”，八月就上疏改“四协”为“两协”期间仅有个两个月时间，这变卦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足以说明上次分“四协”完全是虚伪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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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袁崇焕再疏请：“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无奈文龙将不将、兵不兵、饷不饷，久矣。臣差徐敷奏等逐岛挑拣，不日可竣役矣。按辽东原止一镇，今用兵时应添一镇于河东，但胜任者难之，其人况武臣，总镇为极品，一得则为饱鹰，不若悬此一阶为策功也。今止设两协，令有功者自取，亦鼓舞之微权也。”袁大人在东江镇不设岛帅，又说“令有功者自取”，再将东江镇的精锐都分派给刘氏兄弟，这种部署再明显不过了，刘氏兄弟带着东江的精锐，自然多有立战功的机会，而其他人想立战功却不容易。由此可见，袁大人完全是倾向于这些汉奸的。
虽然袁大人假仁假义的说什么“令有功者自取”，但此时东江镇的实权在大汉奸刘兴祚手里。大汉奸刘兴祚为彻底将东江镇毛帅旧部剪除干净,于毛帅被害的次月，即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致函李倧,告之朝鲜如未见他的函件、印信,不可听任汉人调用船只和讨赏货物。《承政院日记》,第27册,页235记载了以上事实，这说明东江镇的实权已经落入此汉奸的手中，而此时袁大人还没有上疏改“四协”为“两协”，可见此人和袁大人早有默契，袁氏所谓“令有功者自取”其实是寄厚望于大汉奸刘兴祚。
袁大人下狱以后，孙承宗二次守辽，汉奸刘兴祚此时没有了袁大人这个靠山，自然没有那么受器重，要想居东江镇岛帅之职又限于“令有功者自取”的条件，所以汉奸刘兴祚必须有所表现，但作为汉奸他又不敢对后金军有所作为。就在汉奸刘兴祚进退维谷的时候，宁前道孙元化拨给他夷汉丁八百,孙承宗本来意将其部用以正面防御对抗后金军,但因刘兴祚这种靠告密升迁的奸细又怎么能敢去和他的主子后金直接撕杀？故“人或因其援疑之,兴祚亦自疑不敢进”,于是孙承宗改派其防守太平路。
因为贪恋东江镇岛帅之职，在去太平寨的途中，汉奸刘兴祚诈凭借自己当了多年汉奸通夷语的翻译官本事，利用用“夷语、夷帜”袭击了蒙古喀喇沁部。该蒙古部落虽不是满人，但早在1627年召城大战后就溃散而降后金了，大汉奸刘兴祚号称共斩获约六百级(后金仅承认被斩首五十级)以期获得战功而谋求岛帅,当时周文郁得报后称此战“诚东事以来未有之战”。就在汉奸刘兴祚作以“战功”获取东江镇岛帅之职时，他的主子皇太极在从俘虏口中得知此事确系刘兴祚所为之后大怒,随即下令贝勒阿巴泰等人率大军星夜抄袭，将这个吃里爬外的汉奸擒获而处决之，太平寨被攻克时其弟刘兴贤被俘。周文郁所著之《边事小纪》卷4,以及《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6,和《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2均有此事的记录。而《清史稿——太宗本纪》之记载更为详细：“……刘兴祚自我国逃归，匿崇焕所。至是，率所携满洲兵十五人、蒙古兵五百欲往守沙河。闻大兵至，改趋永平之太平寨，袭杀喀喇沁兵于途。上怒其负恩，遣贝勒阿巴泰等禽斩之，裂其尸以徇。”最终，刘兴祚这个汉奸总算是因为自己的咎由自取而得到了被其主子分尸可耻的下场，而袁大人则以重用汉奸瓦解彻底东江镇的汉奸行为而被怀疑。
他在那封被错归为毛帅与后金通书的信函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一语证明了袁大人不是汉奸，否则何苦用奸细去诬告毛帅？所以，在客观冷静的思考以后，应该得出袁大人早知道刘爱塔是双面间谍，只不过是借助他的特殊身份向满洲示好而已，谋款则斩帅是不折不扣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