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桃花丙榜 (第2/3页)
题，黄得功这样的病体沉重，您让他退休不就完了嘛，以黄虎山简朴性格，能够跟老母、妻子、儿女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比什么都强。更何况还有“赠银”十万两的提案在，这本来就不存在什么问题。
可偏偏“参谋总部后勤局”这个职务给闹的，以至于所有的人都抛弃了本质，而纠缠于形式了。谁也说不服谁，人人还都挺正义，似乎别人不听自己的意见，就是祸国殃民。仿佛全世界就属他最爱国、最博学、最有正义感似的。
总之是一场闹剧。
“呵呵，熊文灿倒是机灵，这种法子，也亏他想得出来。”
小朱这话响起，已是三天后的上书房了。这三天外面闹翻了天，但却不再纠缠于阮大铖、吏治改革、经济改革了，而是围绕黄得功在乱战。于是上书房里，也连忙钻了这个空子，紧锣密鼓。不过他们能够“暗度陈仓”虽说靠了熊文灿的损招儿，但出手将舆论焦点转移的人，还是杨嗣昌，所以这变革大功，仍然被记在了大杨的头上，这点让老熊很是无奈。好在这段时间里效率很高，小朱伙同郑三俊、洪承畴、熊文灿、卢象升等几个分议大臣，已经起草了一连串的文告：
首先，一切皆利益。
不是黄得功成为讨论焦点，而是“后勤局正使”这个职位成为了舆论焦点。因为后勤局是兵部、户部、军界三方共管部门，且是一个油水极丰厚的关键岗。所以围绕这个职位，其实涉及了很多方面的经济利益，这才是焦点所在。这也正是熊文灿、杨嗣昌默契配合，引一群言官溜号的根本原因。
既然一切都源于利益的争夺，那么国家改革也就不能太蛮横了，卢象升的分田制被归在“推窗之论”的框架下了。再配合上熊文灿的税制、李定国的“各司其职”、杨嗣昌的“行政”。一个完整的治国纲领被彻底定型：
国家利益拥有其无上权威，在此权威之下，士、农、工、商皆要遵从并不得触犯。而武将不畏死、文官不贪财、士人师法天下、工匠乐业、农户安居、商人重义，使得所有这些国民皆可以住进推窗既望风景的房子，就是最大的国家利益。
这里面巧妙的引入了黄宗羲对社会阶层的划分：“士”仍然具备统治地位，但不再拥有绝对支配权，农、工、商三业的地位被显着提高，与士人并列成为了大国民。同时也给各个阶层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虽然失之简单，但具体的要求，总要比虚无的口号来得强烈且直观。
其次，就是利益如何分配。
在中国，唯一的“分配”就是“官”的分配。其方式及手段，恰是制度公平与否的体现。但这里面先天存在这样一个逻辑概念：不要把一切罪恶都归为制度！！！
把所有罪恶归结为制度问题，是不对的。因为没有一个统治阶级甘心以罪恶立足。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儒家文明，所宣扬和推崇的恰恰是仁者无敌。所以，中国的制度只有缺失，而绝无罪恶。
如果否认了这个命题，并且把中国人在历史上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归为制度原因，那么一个惨烈的事实就会如此出现：一批又一批所谓的社会精英，就会习惯于先制造一个惊人罪恶，并把这个罪恶归结为制度问题，然后再打着改革的旗号去制造更大的罪恶，由此循环往复，把人民推入地狱，把罪恶推向极端。那这国家还能有好吗？
古往今来，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虽然始终存在治乱交替的现象，但最起码，都拥有一段和平、富强、积极的盛世，就是一个强烈的例证。
之前小朱始终认为眼前这个制度是错的，所以他要进行更正，但随着钱谦益、温体仁、贺逢圣、周延儒、杨鹤、成基命、郑三俊、李邦华、洪承畴、杨嗣昌、卢象升、熊文灿等一众名臣在身边的相继出现，他忽然发现了这个规律：任何成法不要试图去毁灭她，代替她，而应在她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更正和修复。只有在这种指导精神下培养出来的民族，才是真正的伟大民族。
人人都说中华民族具备超强的反向同化能力，其实究其本源，就在于中国人善于修修补补，一个始终围绕在中心传统下进行自我修复的民族，外族得以被同化，仅仅是时间早晚问题。但前提是，中国人不要丢弃传统。
因此，在传统力量之下进行的修补手术，是“小朱与他的第三届内阁及政府班子”所要完成的最大任务
推窗之论的政治纲领中，士、农、工、商之前，特意提到了武将和文官，那么这就等于无形当中，做出了职业与人群的划分：无论是将还是官，都只是一种职业。士、农、工、商则是人群基础，也就是说，职业军人和官吏来自于各个阶层，而不是特定阶层决定了特定职业。
这句话表面上很拗口，但却说明了一个事实，以前由“士”垄断的官僚阶层，一去不复返了。
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复杂问题简单化，名将的公子，就一定是名将吗？当然不可能，否则骷髅王赵括会不高兴的。那么好了，既然武将这个职业，早就打破了这个定势，选择一个人为帅，绝不是看他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老子或者身份，而是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那么反推到文官这边，只能士人出任官员的定势，也就不得不做出变动了。
当然，当然，在现阶段的大明朝，还不可能变得太多，只不过采用了堵胤锡的“全才科举”理论，不再专注于一个标准，而是增加了小朱创发的“义师制度”、和徐光启的遗愿“分科取士”。
其中，前两种仍然是士人的权利范畴，只不过增加了多方面考核机制，形式如何变换，也没有跳出阶层概念。因此“士”作为统治阶层，获得了法理上的保护。
虽说科举制度本身是面向大众的，所有人，不管你是什么出身，只要有学识，就都可以参加科举，表面上，这是非常公平的一个制度。但其考试内容，却忽视了一个社会学现象：
官僚系统的子女，因其自幼便可以不事生产而专注于四书五经，所以比草民子女更容易中榜。那些穷人家的孩子，虽说也拥有金榜题名的机会和资格，但概率确实太小了。因为现在还不是义务教育制度。但“科举”制度本身，却不是什么罪恶的制度，相反，古往今来，能达到“中国式科举”这个高度的人类文明，似乎还没有出现过。
所以“分科取士”就成为修补术，并且是成为击碎士人垄断社会资源的突破口，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只要其中有佼佼者，便都可以成为官吏。当然，如果不制定出一个良好的选拔标准，分科取士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也正是洪承畴反对的原因。
解决方法就是设立“丙榜”。
考中丙榜的人，被称为吏员（公务员），由国家根据不同需要来进行安排调度，因为属于“分科”范畴，所以考核标准略有降低，各行各业都可以参考。这样一来，“分科取士”被巧妙的扭转成为“分科取才”。“才”不是“士”，因此短期来看（起码两百年内）并没有触动传统官僚阶层的根本利益。
这个创意是洪承畴提出来的，他的理由很直白：
甲榜进士、乙榜举子，这些“士子”都是官僚系统的后备力量，但中国的官僚系统是分为“官”和“吏”的。无论是进士，还是举子，都是“官”的候选，地方县令一级的基层干部，多是举子担任。省一级乃至部内阁，则一定为进士出身。
然后由官选吏，也就是说，官员负责制定政策以及考评政策是否顺利实施，但具体执行、操作则是由“吏”来承担，如果“吏”是由“国”来选任，则其利益与惩罚，所负责的对象就是国家。如果“吏”是由“官”来自主选拔，则其利益与惩罚，所负责的对象就是具体官员本身。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常见了：温体仁、熊文灿就是官，他们的管家温保、熊全，就完全可以看作是吏。
从姓名既可知，连他们的姓氏都跟了主人，那么他们的服务对象，当然就是官员本身。而如果由国家选派熊全去给温体仁当秘书、温保去给熊文灿当司机，再通过卢象升的“仆从新制”彻底废止“主人与仆人之间的依附关系”而变成平起平坐的雇佣与被雇佣者，那么官、吏之间的纽带，也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分隔清楚了。
因此改革吏治的首要前提，就是改变“吏”的选拔机制。原先“吏”由“官”选，现在改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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