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大于天

    食大于天 (第1/3页)

    秋。

    陕西甘泉县的风，带着黄土的腥气，卷过县城东头的文庙。大成殿檐角的铁马叮当作响，惊飞了几只麻雀，也惊断了知县刘满仓的沉思。他望着文庙前那座“万代师表”的牌坊，指尖摩挲着腰间冰冷的官印——这方印，是他从贡生身份跻身官僚体系的凭证，是连接皇权与底层的一根细线，可这线，在庞大的社会阶层重压下，颤颤巍巍，仿佛随时会崩断。

    刘满仓不是世袭贵族，没有祖荫可恃。他的父亲是个小吏，在州县衙门里抄抄写写了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通过科举“跳龙门”。可刘满仓天资不算顶尖，屡试不中，最后走了贡生的路子，才得了这甘泉知县的缺。往上看，是北京城里九五之尊的皇帝，是八旗世袭的勋贵，是按“九品十八级”排得密密麻麻的官僚体系；往下看，是占了全县人口九成以上的农民，是街角打铁的工匠，是集市上叫卖的小商小贩，是给大户人家掏粪的苦役，还有那些在地方上呼风唤雨、通过传统教育和土地兼并成为“精英”的地主们。这层层叠叠的阶层，像一张巨大的网，把甘泉县罩在中间，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网格里挣扎、生存，刘满仓也不例外。

    他到任的第一天，就被现实浇了一盆冷水。县衙的库房空空如也，账册上的亏空像个无底洞。县丞张启山是本地大地主张家的旁支，见他年轻又没根基，言语间尽是敷衍。“刘大人，”张启山捻着胡须，眼皮都没抬一下，“甘泉这地方，穷山恶水，能收上来的税赋就那么点，您且将就着吧。”

    刘满仓没听他的“将就”。他换上便服，带着一个随从，走遍了甘泉县的沟沟坎坎。他见过在龟裂土地上跪着求雨的农民，他们的脊梁被地租和徭役压得再也直不起来；见过在作坊里挥汗如雨的工匠，他们打的铁器精美，却只能拿到微薄的酬劳，大头都被中间商赚了去；见过在集市上被地痞流氓勒索的小商小贩，他们每天起早贪黑，不过是为了一口饭吃；也见过那些“与污秽打交道”的掏粪工，他们穿着破烂的衣衫，走在县城最偏僻的巷弄，连正经人家的狗都对他们狂吠。

    而在县城中心，张家的宅院朱门高启，家丁护院个个凶神恶煞。张地主是通过科举（虽然只是个秀才）和土地兼并成为地方精英的，他不仅掌握着大量良田，还和府里、省里的官员都有勾结。刘满仓去拜访他时，他正和几个乡绅品茶下棋，见刘满仓来了，只是懒懒地抬了抬手：“刘知县来了？坐吧。听说你想清查税赋？哎呀，这年成不好，百姓也苦，不如缓一缓？”

    缓一缓，就是不了了之。刘满仓知道，这是阶层的壁垒在说话。那些通过传统教育（哪怕只是皮毛）进入地方权力系统的人，和那些在政府机构任职的官僚，看似是两个群体，实则盘根错节，共同维护着既得利益。

    一、粮荒：阶层的裂缝与挣扎

    雍正四年春，甘泉县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地里的麦苗枯得像草灰，农民们把最后一点种子都播了下去，却只等来一场狂风，把希望吹得无影无踪。粮价飞涨，一石米的价钱涨到了平时的五倍。

    最先扛不住的是农民。王二柱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租种张家五亩地，交了租子后，家里就剩半缸杂粮。大旱一来，他带着老婆孩子天天挖野菜，树皮都快被剥光了。这天，他实在没了办法，拿着仅有的一斗谷子去集市上卖，想换点粗粮，却被几个粮商联合压价，一斗谷子只换了半斗糠。王二柱急红了眼，和粮商争执起来，被粮商的家丁一顿拳打脚踢，扔出了集市。

    刘满仓正好撞见这一幕。他喝止了家丁，扶起王二柱。王二柱捂着流血的鼻子，看着刘满仓官服上的“知县”补子，突然“噗通”一声跪下：“大人，救救我们吧！再没吃的，我们就得卖孩子了！”

    刘满仓的心像被钝刀割着。他立刻下令，暂时冻结粮价，又让人把县衙后院那点应急的粮食拿出来，设了粥棚。可这点粮食，不过是杯水车薪。他必须开官仓放粮，可开仓的文书得层层上报，等布政司、巡抚衙门批下来，黄花菜都凉了。

    他去找张地主。张家的粮仓堆得像小山，张地主却哭穷：“刘大人，您看我这院子大，其实都是空架子！我也得留着粮食给家丁护院吃啊，不然谁给我看家护院？”

    刘满仓知道他在撒谎。他不动声色，第二天带着衙役，以“清查账目”的名义，直接闯进了张家粮仓。粮仓里的景象让他倒吸一口凉气——白花花的大米堆得满满当当，甚至还有不少霉变的痕迹。张地主脸都白了，指着刘满仓的鼻子骂：“你敢动我的粮？我姐夫是延安府的通判！”

    “通判大人管天管地，还能管本县赈灾不成？”刘满仓冷冷地说，“本县奉皇上旨意，开仓放粮，谁敢阻拦，就是对抗皇命！”他当即下令，将张家的粮食运出一部分，充实粥棚。

    此举震惊了甘泉县。有人说刘知县是清官，敢动太岁头上的土；也有人说他是愣头青，得罪了张地主，迟早要倒霉。那些在地方政治系统中担任领导职位的乡绅们，也开始对刘满仓警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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