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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章 白居易在长安的岁月 (第1/3页)
提起白居易的长安岁月,这位写出“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的诗人,在长安当的可不是“混日子”的官——28岁考中进士后,他拿着“有阙必规,有违必谏”的硬脾气,天天给皇帝提意见,还写了一堆“捅马蜂窝”的讽喻诗,把中唐的贪官、苛政全扒了个底朝天。
他的诗不是写给文人看的“阳春白雪”,是老百姓都能听懂的“大白话”;他发起的“新乐府运动”,不是玩文字游戏,是要让诗歌变成“替百姓说话的工具。
28岁考《策林》:别人写空话,他偏写“百姓的苦”
公元806年,长安的科举考场比往年热闹——这一年考的是“制科”,不是常规的进士科,考的是“策论”,也就是给朝廷提治国建议,难度比一般考试大得多。28岁的白居易,揣着一沓自己写的《策林》,走进了考场。
别以为考策论就是“掉书袋”,当时很多考生为了讨好考官,写的全是空话:“陛下圣明,好好治理,天下就能太平”“官员要廉洁,百姓要听话”,全是正确的废话,没一点实际内容。
白居易偏不。他写的75篇《策林》,没一句空话,全是盯着“百姓的苦”“官场的乱”“藩镇的害”说的——比如写赋税太重,他说“百姓苦,苦在赋税多,官吏还趁机敲诈,把百姓的粮食都抢光了”;写官场腐败,他说“有的官员天天喝酒享乐,不管百姓死活,这样的官留着有啥用?”;写藩镇割据,他说“藩镇像毒瘤,不早点割掉,国家早晚要出事”。
更敢的是,他还直接批评当时的政策——比如朝廷搞“宫市”,让太监去街头抢百姓的东西,美其名曰“采购”,白居易在《策林》里直接说:“宫市就是抢,太监拿着一点钱,就把百姓的东西拿走,这比强盗还狠!”
考官们一看这《策林》,都惊着了:“这年轻人,胆子也太大了,就不怕得罪人?”再仔细读,又觉得他说得全是实话,句句戳中要害。最后,考官们一致拍板:“白居易这策论,有良心、有见识,得中!”
放榜那天,白居易看到自己的名字,没像其他考生那样欢呼雀跃,反而蹲在考场外,想起了符离的日子——想起母亲用米浆教他写字,想起湘灵家种地的辛苦,想起逃荒时看到的饿肚子的百姓。他心里想:“考上了,终于有机会替百姓说话了,可不能忘了初心。”
没过多久,朝廷给了他一个官——左拾遗。这个官品级不高,才八品,权力特殊:专门给皇帝提意见,不管是皇帝做错了,还是官员有问题,都能直接说,相当于“皇帝的监督员”。
有人劝他:“左拾遗是个得罪人的官,少说点话,别给惹麻烦。”白居易却摇摇头:“我考科举、当官,不是为了混日子,是为了‘兼济天下’,要是连话都不敢说,还当什么官?”
从那天起,长安城里多了个“敢说话的左拾遗”——上朝时,别的官员都顺着皇帝说,他敢站出来:“陛下,最近宫市又抢百姓的东西了,得管管!”“陛下,江南水灾,百姓没饭吃,得赶紧放粮!”有时候皇帝听得不耐烦,脸都黑了,他还是接着说,一点不怂。
他的同事都替他捏把汗:“白居易,你少说两句吧,小心皇帝把你贬了!”白居易却笑着说:“我要是怕被贬,就不当这个左拾遗了。”
《卖炭翁》:一句“心忧炭贱愿天寒”,写尽百姓的命比炭贱
白居易当左拾遗的时候,没光靠嘴提意见,还把看到的百姓苦,写成了诗——最有名的就是《卖炭翁》。这首诗不是他瞎编的,是他亲眼看到的真事。
还原下那个场景:那是个冬天,长安特别冷,寒风跟刀子似的刮。白居易早上上朝,路过长安城东的街头,看到一个老头,背着一筐炭,蹲在路边发抖。老头穿着件破单衣,脸被烟火熏得漆黑,手上全是老茧,冻得又红又肿。
白居易走过去,问老头:“这么冷的天,怎么不多穿点?炭卖多少钱一斤?”老头叹了口气,说:“家里没煤了,只能上山烧炭,烧了十几天,才烧出这一筐。本来想卖了炭,买件棉袄,再买点米,可等了一早上,也没人买。”
白居易正想安慰他,远处来了两个太监,穿着华丽的衣服,后面跟着几个小吏,耀武扬威地走过来。太监看到老头的炭,指着说:“这炭不错,宫里要了!”小吏立马过去,把炭筐抢过来,扔给老头半匹布,说:“这是宫里给的钱,够你买炭的了,赶紧走!”
老头急了,抓住小吏的手:“这布不值钱,不够买棉袄和米啊!你们不能抢我的炭!”太监一脚把老头踹开:“大胆!宫里要你的炭是给你面子,再敢啰嗦,把你抓起来!”说完,就拉着炭走了。
老头坐在地上,看着太监的背影,哭了起来——那是他烧了十几天的炭,是他冬天活下去的希望,就这么被抢走了。白居易站在旁边,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他掏出自己的钱,递给老头:“大爷,这点钱你拿着,买件棉袄吧。”老头接过钱,千恩万谢,抹着眼泪走了。
那天上朝,白居易就跟皇帝说“宫市害民”的事,可皇帝只是说“知道了,会查的”,就没下文了。白居易知道,光靠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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