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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撕不碎的红绸》序 (第1/2页)
(1979年作)
观近世军旅文学,非谓往昔之作无足观——其间亦有描摹沙场壮烈、歌颂英雄气概之佳篇,然或不免囿于“英雄叙事”之窠臼:重硝烟弥漫之场景铺陈,而轻人性之深掘;耽于“保家卫国”之宏大宣讲,而疏历史肌理之细察。今读《撕不碎的红绸》,竟觉耳目一新——作者以“红绸”为脉,以“时空叠印”之法为针,将1966年三线建设至今的边境烽烟、工地夯声、市井烟火缝缀成篇,既见山河激荡之壮阔,更见人心幽微之温热,堪称近年军旅文学中“以小见大、以情载道”的突破之作。
昔年吾论文学,尝言“文学者,社会生活之反映也”,而“反映”非仅摹其貌,更需探其质。此作之可贵,正在于它不回避“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不将战争简化为“敌我对立”的单一图景。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将士既有“保家卫国”的凛然大义,亦有凡人的牵挂与怅惘:黄思源阵前攥着未寄的家书,信中“雕完木梳陪春燕看油菜花”的私愿,与“推开战友赴火网”的公义形成撕扯;许建军猫耳洞里的“合土包”,混着家乡黄土与战场红土,既是对牺牲战友的愧疚,亦是对“家与国”的具象认知。作者未将军人塑为“无懈可击”的神祇——他们会因战友离去而深夜撞墙,会因未竟的念想而沉默,却终在“红绸”所系的信念里,选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种“不避脆弱、更显坚韧”的写法,恰是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最生动的诠释:英雄非天生无畏,而是在“怕”与“敢”的挣扎里,守住了比生命更重的家国之责。
若论叙事之巧,此作亦有承前启后的新意。往昔军旅文学多循“时间线性”之序,自事件发端至落幕,脉络虽清,却难显历史与现实的勾连。此作则摒弃此桎梏,以“搪瓷缸”“红绸”“老山兰”为“时空锚点”,让1966年三线隧道的油灯、1979年谅山的硝烟、当下战地医院的灯火在文本中交织。如黄思源牺牲前,脑海中闪回的非仅炮火,更有对“日后孩子能在安稳课堂读书”的念想——恰如作者借书中孩童之口所盼:“有宽阔的柏油路,有跑得飞快的电气化火车”。此笔看似跳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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