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章 职业皇帝

    第三百二十章 职业皇帝 (第1/3页)

    …

    赵俣有个很好的习惯，那就是，他从不迟到，不论他是在东京汴梁城自己的皇宫中，还是御驾亲征，十几年如一日。

    也就是说，赵俣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私事耽误过公事。

    赵俣还规定了，但凡有前线战报，无论何时，无论自己在干什么，哪怕是三更半夜，哪怕自己在床上冲刺，也必须第一时间叫自己看战报。

    就像这次，前线来了战报之后，就第一时间禀报到后宫，一直传到了赵俣的女亲卫长梁红玉的手上。

    知道赵俣习惯的梁红玉，第一时间就来叫醒了赵俣。

    赵俣得知辽军遭到金军的伏击，损失极为惨重，立即起床，来到前殿和值班的蔡卞等人商议应对之策。

    蔡卞认为，得给前线的刘法、童贯、宋江、宗泽等人下圣旨，让他们稳扎稳打，不能步辽军的后尘，不然之前那场大胜仗就白打了。

    可赵俣却说：“将在外，君命可有所不受，要相信前线大将。”

    赵俣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皇帝，仅好女色这一件事，就能把赵俣打入昏君的行列，只因他的好色程度，不输历史上的大多数皇帝。

    而且，赵俣还贪图享乐，有生活奢靡、铺张浪费的嫌疑，至少不够节俭。

    甚至还能打赵俣好大喜功、目空一切等等。

    但是，赵俣也同时拥有好皇帝的一切优点，像文韬武略，勤政爱民，赏罚分明，知人善任，敢于用人，敢于放权。

    仅这最后一点，赵俣就已经非常的难能可贵了。

    毕竟，皇帝从来都是不放心任何人，尤其是统兵的大将，而宋朝的皇帝尤甚。

    自赵匡胤开始，宋朝就定下了重文抑武的基调，也就是，用财富换取兵权，用猜忌束缚武将，以文臣控制武将。

    雍熙北伐时，赵光义给前线将领赐下“阵图”，规定进军路线与作战阵型，哪怕战场局势突变，将领也需按图行事。名将曹彬因未遵阵图兵败，被贬为庶人；潘美则因受监军王侁掣肘，导致杨业战死陈家谷，武人作战的灵活性被完全扼杀。

    澶渊之战中，寇准力主亲征，宋军本已占据优势，辽军被迫求和。但宋真宗对武将权力极度敏感，不仅与辽国签订屈辱的“澶渊之盟”，还剥夺了主战将领的兵权，转而重用文臣掌控军务，甚至将“不得让武将干预朝政”写入祖训。

    狄青拜枢密使当日，满朝文臣哗然。宰相欧阳修三次上书弹劾，说他“得士心”、“久掌兵权”，暗示其有谋反隐患；另一位重臣文彦博更直白地对宋仁宗说：“太祖亦是周世宗臣子。”

    一句话戳中宋仁宗最敏感的神经——哪怕狄青在对西夏、侬智高的战役中屡建奇功，哪怕他平日里谨小慎微，甚至宋仁宗亲自为他辩解“狄青是忠臣”，文彦博仍冷冷回应：“太祖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

    最终，狄青被罢去枢密使，外放陈州。

    即便远离中枢，狄青仍被朝廷“每月两遣中使抚问”——名为慰问，实为监视。

    不到半年，这位曾身披铜甲、出入敌阵如入无人之境的名将，就在无尽的猜忌与忧愤中病逝，年仅四十九岁。

    狄青的遭遇，完美印证了宋朝武人的宿命：战功越盛，猜忌越深；权力越高，结局越惨。

    到了宋神宗与宋哲宗时期，扩张背后，仍是“重文抑武”的底色。他们对外拓边，本质上仍是文臣主导下的军事行动，武将只是执行命令的工具，功劳归朝廷与文臣，过错则由武将承担。哪怕打了胜仗，武人也休想获得与文臣平等的地位。

    在赵俣以前的宋朝皇帝的逻辑始终如一：武将可用来打仗，却不可赋予信任。他们用文臣监军、用阵图捆住武将的手脚、用频繁调动防止武将专权，甚至不惜自毁长城。这种深入骨髓的猜忌，让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屡被动，最终沦为“积贫积弱”的代名词。

    如今，赵俣能说出“将在外，君命可有所不受”这句话，简直就是对整个宋朝帝王心术的颠覆。

    在场的蔡卞等人无不心想，刘法他们能得到赵俣这样的信任，可以说是死而无憾了，他们也是有宋以来最幸运的武将。

    而且，赵俣不只是说说而已，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