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五十四章 均田令！ (第2/3页)
，就将彻底覆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到此，从大明洪武十一月，明太祖苏允起兵征蜀，明军分别从陕西向蜀地进军。
至洪武二年正月，成都上表请降，大明军进入成都府，前后共历时两个月，大明基本占领四川地区！
当洪武二年正月的残雪尚未融尽，苏允的明军已踏着蜀道的冰霜进驻成都府。
这场历时两月的征蜀之战，看似速胜，却暗合了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的隐秘逻辑——自秦汉以降，得四川者得天下半壁，此非虚言。
从刘邦据巴蜀而斩项羽，到李渊定蜀地以固关中，再到大宋太祖六十日荡平后蜀，四川这片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土地，始终是天下棋局中最关键的“活眼”。
公元前206年，刘邦受封汉王，领汉中、巴蜀之地。
彼时项羽分封诸侯，看似将刘邦放逐至偏僻蜀地，却未料这片被秦岭与大巴山环抱的沃土，恰成汉军崛起的根基。
蜀地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成都平原的都江堰灌溉系统已运转数百年，粮食产量冠绝天下。
刘邦令萧何镇抚巴蜀，“收巴蜀租，给军粮食”，仅用四年便从汉中出兵，以巴蜀粮秣支撑垓下决战，最终奠定汉室四百年基业。
苏允的明军入蜀，与刘邦的战略如出一辙。
当他的铁骑踏过剑门关时，看中的不仅是蜀道天险，更是成都平原“一岁再获”的稻米、利通天下的井盐与能工巧匠辈出的手工业。
逻辑是相同的，在隋末天下大乱时，李渊父子虽先定关中，却始终将四川视为后方重镇。
公元618年，李渊派李世民之弟李孝恭经略巴蜀，“开巴蜀之险，通荆楚之津”。
四川的价值在安史之乱中更显——唐玄宗避乱入蜀，依托“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地理屏障，得以在成都重建朝廷，号令天下勤王。
彼时的四川，既是避难所，更是平叛的兵源地，“剑南之师，甲于天下”。
苏允面临的局面与李唐有相似之处：当他从陕西南下时，四川的“四塞之固”使其既能抵御大宋的反扑，又能作为进军湖广、岭南的跳板。
明军占领成都后，只要修复都江堰，疏浚岷江航道，便可以将蜀地的物资通过长江水系运往前线，这与唐代“以蜀财赡天下”的策略别无二致。
正如唐人所言“蜀为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于斯地”，苏允亦深谙此道，在成都设立“军资转运使”，将蜀锦、井盐、铁器等战略物资源源不断输往前线。
站在成都府衙的城楼上，苏允望着锦江边忙碌的漕运船队，满意点头。
此番拿下四川，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战略上的破局——这片土地曾孕育过古蜀王国的神秘、蜀汉政权的坚韧、后蜀王朝的繁华，如今将成为他“一统华夏”的基石。
当明军从四川顺江东下时，蜀地的粮草、兵器、兵员如同血脉般注入统一战争的躯体，将是华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的基石！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刘邦出蜀而有天下，李渊保蜀而延国祚，赵匡胤平蜀而定南方。
苏允的洪武征蜀，不过是这一历史规律的又一次重演。
四川这片被诸葛亮称为“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土地，终究以其独特的地理禀赋与经济实力，成为历代雄主问鼎天下的“王业基址”。
而当明军的旗帜插上成都城头时，一个新的大一统王朝，已在天府之国的沃土上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洪武二年正月十五，成都府的元宵花灯尚未熄灭，苏允已在原后蜀皇宫的宣政殿内铺开蜀地舆图。
殿内烛火通明，映照著他案头堆叠的文卷——左边是户部呈送的蜀中田亩清册，右边是工部绘制的都江堰修缮图，中间则压着一封刚从陕西送来的密函，墨迹未干处写着“辽军于河套按兵不动”。
“先生，”王抱朴抱着一叠账册躬身入内，“成都府库清点完毕，原大宋存留的官粮有三万石，但……”
他顿了顿，翻开账册最后一页，“但历年被官吏克扣的‘青苗钱’账目，足足厚过三寸。”
苏允指尖划过舆图上的长江航道，头也未抬：“把克扣钱粮的官吏名单列出来，首恶者斩，从者充军。
另外，”他指向地图上的嘉州，“那里的井盐作坊，即日起由军府直管，所产之盐半价卖给百姓，另一半……”
他忽然停住，抬眼看向王抱朴，“你还记得之前我们用蜀锦换了多少战马吗？”
王抱朴咧嘴一笑：“咋能不记得！一匹汗血宝马换三匹蜀锦，那回鹘商队的首领眼睛都绿了！”
“那就用井盐换战马。”苏允将朱砂笔重重顿在图上，“派人去吐蕃、回鹘地界，告诉他们，大明的盐巴管够，但得用良马换。
河套马虽然不少，但还不够，大明需要一只更加庞大的骑兵，接下来我们不仅要应对大辽与大宋，等灭了他们之后，还要打下吐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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