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7章：如何让大唐百姓人人有饭吃 (第3/3页)
李承乾夺权后，虽未苛待李治，保留了晋王爵位与俸禄，却将府中属官尽数调离，李义府这个核心谋臣首当其冲，被改授“著作佐郎”的闲职，连晋王府的门都难再踏入。
最初的两年，李义府活得像个困在笼子里的困兽。
他搬出了晋王邸旁的官宅，住进西市附近的小巷，昔日门前车水马龙的景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酒肆的喧嚣与小贩的叫卖。
他常常在深夜独自饮酒，对着空荡的庭院骂骂咧咧：“凭什么？我李义府就该困在这破屋子里抄书？”
有一次，他在酒肆撞见昔日下属。
如今已是稽查司的主事，正拿着商税账册核对账目，谈笑间说起“太子殿下看重能吏，不问出身”。
李义府借着酒劲上前搭话，对方却只是敷衍地拱拱手：“李郎官如今清闲，倒是福气。”
那语气里的疏离，像针一样扎进他心里。他摔了酒盏，在一片惊愕中踉跄离去，背影在灯火下佝偻如虾。
真正让他从颓废中抬头的，是贞观二十二年的一场暴雨。
那年关中涝灾，李义府被困在巷中，眼看雨水漫过门槛，却见一队穿着“农桑司”制服的吏员踩着泥泞而过，他们手里拿着新式水车的图纸，正挨家挨户教百姓加固田埂。
有个年轻吏员认出他，竟躬身请教：“李郎君曾在晋王邸论过农桑，您看这‘龙骨水车改良法’，是不是能让排水快些？”
那一刻，李义府愣住了。
他看着吏员手中的图纸，上面密密麻麻的批注、精确的尺寸标注，全是他从未接触过的“实务学问”。
而更让他心惊的是，这些年轻吏员提起太子殿下时，眼中没有敬畏，只有要把事做好的专注。
这与他熟悉的权谋官场截然不同。
那晚，他翻出了被束之高阁的《新政要义》，那是李承乾夺权后刊发的小册子，他从前看都懒得看。可借着油灯，他第一次认真读起“汇通司商税改革”“实务科考绩标准”“农桑司农技推广”的条文，越读越心惊。
李承乾的新政，竟真的在“按能力用人”。
账算得清的去户部，懂农技的去农桑司，连西市的波斯商人，都能凭贸易额获得“荣誉市舶使”的头衔。
“不问出身，只重能力……”李义府喃喃自语，猛地将酒坛推到一边。
他想起自己年少时凭明经科入仕，靠的正是“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的硬功夫。
想起为李治草拟策论时，那些精准剖析朝堂利弊的锋芒。他失去的或许不是机会，而是适应新规则的能力。
从那天起，李义府变了。他不再去酒肆买醉，而是提着点心去劝学馆“蹭课”，听实务科的博士讲“算学与税银核算”。
他跑到汇通司的公告栏前，抄录每月的“商税增减表”，对着数字琢磨其中的逻辑。
甚至跟着农桑司的吏员下乡，看他们如何教百姓用曲辕犁耕地，记录下“亩产增幅三成”的实证。
妻子见他每天早出晚归，背着装满书册的包袱，笑他“四十岁的人了，还学什么年轻学子”。
李义府却不恼，他在油灯下整理的笔记越来越厚，从《商税三维核算法》到《州县农桑考绩细则》，甚至对“稽查司监察制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若在各州县设‘匿名举报箱’，可防地方官瞒报，比定期巡查更高效。”
有一次，他在劝学馆遇到褚遂良，这位素来瞧不上他的老臣见他正与学子讨论“西域商路优化策”，不禁诧异：“李著作竟也研究这些？”李义府起身行礼，语气平静却带着锋芒：“太子殿下推行新政，天下人皆可学之。褚大人难道不知，如今的朝堂，看的是策论里的真见识，不是旧年的功劳簿？”
褚遂良愣了愣，随即抚须笑道：“你能如此想，倒是长进了。”
贞观二十四年的秋阳里，李义府站在晋王府外的小巷。
他打听到了太子殿下在朝堂上的问话，如何让大唐百姓人人有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