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品仙主皖时期的派别和斗争（转帖） (第3/3页)
部，一般的都不敢触动他，所有重要人事安排，李品仙都要尊重他的意见。例如苏民曾经活动当皖南行署主任，李品仙同意了，第三战区顾祝同也同意了，李宗仁也基本同意。但是，韦永成不同意。他去到重庆与白崇禧一谈，马上就改派了陈诚系的三青团骨干张宗良接充，把骑墙派的cc分子苏民打了下来。又如，安徽的教育厅长一职，一直是cc系所控制。方治调走后，中央二陈(陈果夫、陈立夫)正计划仍派cc分子邵华或陈访先来接充。李品仙迅速保荐了张治中系的万昌言接充。万离职后，cc系又想派人，韦永成去到重庆，经过活动，竟设法改派了朱家骅系的汪少伦来接充，在他的控制之下。至于省内的专员、县长之类，异己分子休想插足。但是，就在此时，在新桂系内部，出现了较明显的湖南派与广西派的明争暗斗。本来，这种桂、湘派别，在廖磊时期就已存在，而到了李品仙时期，更为明显了。李品仙是湘军唐生智的旧部，以后投向李宗仁、白崇禧的，李的部下，有一部分湖南人。例如萧洁予、滦骥、凌孟南、向恺然、罗园仙、粟天一、龙炎午等等很多。正好，随李品仙来皖的苏民、杨绩荪也是湖南人。在苏、杨的拉拢下，他们就利用地域观念，结成了小团体，公开地挑起了湖南派的旗帜。苏、杨并利用他们cc系的关系，暗中联合省党部书记卓衡之等一起向以韦永成为首的广西派进攻，指名道姓地散布广西派的劣迹。遇事掣肘，包围李品仙，结果苏民活动皖南行署主任时，韦永成去到重庆坚决把他捣掉。杨绩荪想当省府委员，也一直没有实现。苏民、杨绩荪接受cc系的重托，为cc系一个什么脚色，想活动一个县长，几乎在李品仙面前说破了嘴唇，而韦永成这一关就是不通过。李品仙的老婆罗啸如，也是湖南人，就由苏民老婆杨××出来，联系杨绩荪、桂竞秋等的老婆多人，结成十姐妹，并把罗啸如捧为安徽省妇女会主任委员。罗的文化较低，从来做官太太，没开过什么会。第一次开委员会时，一般都比较郑重，按当时的会规，应当读“总理遗嘱”，会议进行时她读不上来，结果，苏民老婆等出来圆场，说：“我们今天会议，免去这个仪式吧”。开始进行其他议程，弄得全体参加人哄堂大笑，一时传为笑谈。韦永成具有蒋、李、白的几重关系，称得上是“皇亲国戚”；又有一大批政工骨干，在安徽俨然是新桂系的继承人，广西派的首领。李品仙在诸多的问题上，都尊重他，让着他一点。但是，李品仙的弟弟李品和在表面上虽是非常服从韦永成的领导，暗中却悄悄地做了一些小动作，这就是在争夺干训生的领导权上，李品和采取了独立的步骤，不听韦永成的调度。省干训团自副教育长以下的主要成员，差不多的都是韦永成的人。但是，具体领导干训生活动的，先是干训生同学会(即同学通讯处)，后来改为“干训生联络辅导处”(县设有联络站)。最初同学会由李品仙的随从参谋王汉昭负责，王调走后由麦世法负责，具休掌握联系全省干训生的工作，包括与cc系及与地方非桂系势力的斗争。不久，同学会扩大改为“干训生联络辅导处”，与干训团的各处平行，并可直接秉承兼干训团主任委员李品仙的指示办事。处长一职，当时角逐的很多。后来，李品和直接站出来，要求从总务处长调为“联络辅导处长”，他以李品仙“御弟”身分，当这个处长，就如韦永成当民政厅长一样，别人无法置喙，连韦永成也不好提出异议。因而，一举从干训团里把干训生的领导权分割了过去。李品和走后，又由李品和的忠实走卒蒋义民、王镇华、张鸣等先后继任，始终掌握不放。与此同时，为配合各厅处，保障干训生的优先任用，李品和又把政工系干部李健文的省府秘书处人事室主任拿了下来，推荐他的走卒王镇华充任省府人事主任。这样干训生联络辅导处与人事室配合起来，就掌握了全省干训生及基层干部的任用权。后来，干训生联络辅导处与省府人事室，在基层干训生方面的各种摆布，贪污腐化，弄得声名狼藉，韦永成也感到无办法。据说，韦曾向李品仙提出了李品和这批走卒的乌烟瘴气的情况，请予处理。过一段时间，只是撤换了李品和的第一梯队，接上去，还是他的第二梯队。如蒋义民调走，改由张鸣接替等，始终与韦永成分庭抗礼。最后，在新桂系里，爆发最大的派系斗争，则是夏威与李品仙的冲突。前面说过夏、李之间，原来就有宿怨，到了1948年春夏之际，人民解放军大军已近逼淮北，淮海战役即将开始。夏威被任命为第八绥靖区司令官，驻在蚌埠。为讨论总体战的方案问题，夏威曾在大会上把李品仙的代表、民政厅长黄同仇，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顿，说他反对“总体战”，弄得黄同仇会未开完，就返回合肥，睡了几天不办公。实质上，这就是对李品仙的指责。以后，夏威移住合肥，要求省政府修公路、拆民房，李品仙亦不予置理。李、夏虽同住一城，一条街上，也互不磋商，以致最后夏威就分别向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控告李品仙，说他配合剿共不力，并反对总体战。结果，李品仙被撤换调离安徽，改任华中绥靖公署副司令长官，而由夏威兼任了安徽省主席。
四在李品仙主皖期间，新桂系与中央其他各派系，以及安徽地方实力派之间，也有矛盾和斗争；但没有上述几方面的矛盾激化。例如在1941年前后，军统分子、三青团头目孟民希，为争夺三青团的领导权，尤其是在干训团中设置三青团组织的问题，而与新桂系发生过冲突。但是，到了张宗良接掌安徽三青团时，这种矛盾逐渐缓和；并且因为党、团要合并，党、团之间有矛盾，为争权夺位的关系，张宗良反而逐渐靠拢了新桂系，使三青团在反cc系的斗争中，成了很大的助力。还有军统方面设在“立煌”的缉*(即特务机关)和设在地、县的联络站，一则他们都是秘密工作，像军统的头目蔡填初、翁揆一等等，不大公开露面；再则，军统的当时工作对象，大多注意于沦陷区和某些军队方面，对地方政权直接干预的较少。正如李品仙所说“他们不想夺权，不像cc”，矛盾不明显。同时，李品仙还应付他们，分个把县长、处长缺给他们做几年，如游铨、汪廷霖(舒城人)就都是军统分子的县长。在最初几年中，新桂系在与安徽的地方实力派人士方面，也是很紧张的。例如，在抗日初期，江北地区发展起来的五路抗日人民自卫军，所有部队都被新桂系用强迫改编的方式吃掉了，而这批人民自卫军的指挥官(又称为司令)，如石寅生、岳相如、余亚农、宋帮翰、张节等五大头目，可以说都是地方上有实力、有影响的旧军政界人士，是与国民党中央系并不一致的。但是，新桂系一直持压制的态度，军队被吃掉了，指挥官们不作安排，只是给予省政府客卿地位的空头“顾问”名义。有的被迫回乡或他去，有的在“立煌”山城盖了几间“钢骨水泥”(即竹木泥土)房子，在那里作寓公。如张节的寓所，还挂个“匡庐”的横额，悠游闲散。随着这些指挥官的官佐，也多闲置起来。当时的所谓南江(江彤侯)北常(常藩侯)，是省内有影响的，也是历来不满cc的人物，桂系与之也貌合神离。江彤侯曾以议长身分，在一次省临时参议会上，对安徽的基层政治和干训生的劣迹，提出了批评。不久，新桂系就以干训生同学会的名义“上书江议长”，气势汹汹，提出责问。迫使这些人士噤若寒蝉，对政治情况不再置议，当时随李品仙回皖工作的高长柱、储应时、范苑声、钟鼎文，号称为“四大金刚”，都挂的是红边少将衔。虽然各人的来历不同，政治派系也不一样，但都是安徽人，他们又常相往还，新桂系也认为是代表安徽地方势力的，受到讽刺打击，后来如高长柱、钟鼎文被迫离去。此外，像朱子帆、王贯之、陶若存这一部分具有民主倾向，历来反对国民党中央系的，并为新桂系致力的人士，他们也都被看作是地方势力的代表，加以控制。甚至有些桂系分子，攻击张义纯的时候，也竟说他是带有地方色彩的人物，这就意味着，应当加以防止和反对。因为当时新桂系统治安徽的最初几年，尤其李品仙任职前后，一般的军政官吏头目，几乎是“非广西人不用”。即使用了也不太信任，除非像省保安副司令陈维沂那样的安徽人物：跟白崇禧当了副官几十年，头脑里只知有李宗仁、白崇禧，别的什么都不买账的僵化分子，他们才能信得过。这就必然的加深了新桂系与地方实力人物的矛盾。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时期，在省外，由于重庆的cc系反李活动屡屡兴起；在省内，群众对广西人的贪污聚敛、作恶多端，已经到了极为憎恨的程度。他们对于地方实力派的人士，也越加杯弓蛇影，更起疑猜。就是对于亲手培养的桂系爪牙干训生，也多方注意，翻来覆去地挑选，加以控制。据当时一度传闻，就是对于一直跟随新桂系跑的朱子帆、陶若存、王贯之等，也是有疑虑的。据说当时的所谓“建设研究会”，最初就是朱子帆、陶若存、王贯之、汪幼平等安徽实力派人物政治力量的自动集中，也是含有对新桂系和一切派系的示威和炫耀而组织起来的。至于后来怎么又参进了广西人、湖南人，并成为李品仙直接掌握的反cc的斗争工具，那只有主持其事的个别人清楚了。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南京cc系的反李浪潮即将涌到之前，新桂系已预感到形势的不妙，才放开这种派系门禁，拉拢各方面人士，争取一切助力来对付cc系的攻击。但是，新桂系、cc系，以及一切反动派系，不久以后，都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面前，随着滚滚长江的东逝水，变作历史的沉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