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品仙主皖时期的派别和斗争（转帖） (第2/3页)
现在是头顶金饭碗讨饭”，意思是政权是国民党的，可是党方一切事情还要求人，党部不受重视。针对这种情况，cc系无时无刻不在伺机反击。1943年1月，李品仙在重庆做过一番活动，绕道广西回皖南视察的途中，日寇数千人，从湖北黄冈、罗田，未遇任何抵抗，轻易地窜进了大别山，使广西系所宣称的“固若金汤”的抗日根据地“立煌”，一度遭到日寇沦陷。于是方治等一班在重庆的cc分子抓住机会发动皖籍青年学生贴标语，发传单，上街游行，喊口号，要求撤换李品仙。使李品仙受到了严重打击，灰溜溜地回到了“立煌”。但是，由于当时还在抗战期间，新桂系握有重兵，蒋介石还不能轻易将其撤换；又加白崇禧等授意一些新桂系分子暗地出来疏通解释，cc系的这一反新桂系运动很快也就平息下去了。后来，李品仙回到大别山，在一次纪念会上向全体公务员训话时，还附带地隐约其词地谈到大后方有人在反对他，但是反对无用，还故意自矜地说：“我自己也觉得来安徽干了好几年了，也该休息一下了，就像一部跑久了的汽车，该拖进厂里维修维修了，可是中央不同意，只好再勉力干下去。”这是有意说给cc分子听的。但是，重庆的这次反李运动，已标志着cc系向新桂系反击的开始。抗日战争胜利了，国民党中央政府还都南京，安徽毗临首都，cc系再不怕新桂系拥军割据、不服调遣；同时，也利用了安徽人民一股反广西的情绪：即新桂系统治安徽期间，视安徽如广西的殖民地，就像满清的八旗贵族统治汉人一样，各级机构的重要官员，基本上都派由广西人或他们信得过的新桂系分子担任。贪污勒索，搜刮聚敛，无所不用其极，差不多的广西中上层人都升官发财娶妻纳妾，有些地方民间流传着：“只要会说广西话，就把官来做”。“广西人把安徽的地皮都刮尽了”。“生下男的是老蒋的，生下女的是老广的”等等。cc系就历举了新桂系这些罪恶，在南京组织起反李运动的新**，一面利用在南京的安徽人士，包括部分学生和cc分子，在南京市区结队游行，喊口号，散发传单，贴标语，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行政院请愿，向安徽在京的元老们呼吁；并在《救国日报》和其他报纸上发宣言，发新闻，使全国上下无不知晓，势头很猛，轮番不断地进行，大有不打倒李品仙，誓不罢休之势；同时，并策划发动上海皖籍人士，积极响应。另一方面，撤换了李品仙兼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的职务，仍派被李品仙排挤走的cc分子刘真如来接充；撤换了为骑墙派杨绩荪的省党部书记长职务，改派cc系的死硬分子范春阳接充；在省政府方面，自方治走后，厅长、委员中没有嫡系的cc分子，这时财政厅长桂竞秋辞职，而由财政部直接委派了中央调统局cc分子濮孟九接替；其后又派中央调统局cc分子闻汝贤为省府新闻处长。李品仙派到省党部的科长、秘书等，也都一一被撤换了。再一方面，又由范春阳等在省内策划组织倒李运动。新桂系及李品仙在这一猛烈进攻的面前，确实受到很大震动。过去李品仙对在安徽的cc分子步步进逼，使之一个个离去，可以说是节节胜利；而现在可以说是节节败退，处于被动了。但他也急起反击，坚决斗争，其所采取的策略：第一，是不得不让出一些职位，安排其他中央系及中间势力的人物。例如建设厅长派由陈诚嫡系三青团骨干张宗良担任，教育厅长派由朱家骅系的翟桓担任。派陈诚的秘书长王东原的弟弟王修恺担任省卫生处长，派中央元老派推荐而属于军统关系的宣××为皖东区的行政督察专员，派中央系军统系霍照亭为贵池区行政督察专员等，其他县长和田粮、税捐处长亦接受中央各派系主要人物推荐，任用的也很多，借以拉拢各方面的助力，来对付cc系。第二，加强巩固内部，以抵制cc系在安徽的倒李活动，适应这种需要而成立了几个组织：一是组织了“安徽建设研究会”，以网罗省参议会、三青团及省级机关的领导成员为参加对象，吸收上层分子很多，但以陶若存、张宗良、朱子帆、汪幼平等为核心，开展各种拥李的活动；二是组织了“公务员进修会”，以吸收各机关的中层干部，如科长、秘书、视察等这一层级的人员参加，开展拥李和反cc系的活动，领导的人员是苏民、黄同仇等，而下面串连活动的则是冯治安、石裕鼎之流。三是组织了“安徽地方自治协进会”，主要是吸收中下层的干训生参加，如厅处局的科员、主任科员这一层级的人员，以防止为cc系所利用。主要的领导人是黄绍耿，具体主持这一工作的是张鸣、杜定球之流(均广西人)。这几个组织成立后，都进行了一些拥护李品仙、反击cc系的活动。例如有的通过参议会或以个人联名打电话给国民党中央表示拥李，或者组织地方人士赴京请愿，反对cc系；有的则发表与cc系针锋相对的宣言，向全国散发。这些措施对于遏制省内cc系的倒李活动，起了作用。此外，当时还有一部分人，是自动组织的“地方建设同志会”，其中有少数省参议员如程西明及转业军官等。主要的上层关系是属于军统、三青团方面，如与刘启瑞、刘真等有直接联系。他们本来是具有反新桂系倾向及与“建设研究会”有矛盾，想唱对台戏，但因他们的上层军统与三青团高层人士与新桂系有了默契，这个组织未进行公开活动和发生什么作用便偃旗息鼓了。我认为当时上述各组织，除了拥李、反cc系之外，都还有各自的目的，都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第三，积极开展在省外，尤其是在南京的反cc系活动。先是在南京设立了驻京办事处，派皖人陈子英、夏馥堂为驻京代表，搜集情报，反映情况，并做cc系中下层的联系和“策反”工作。接着又派湖南人萧洁宇(原二十一集团军经理处长)为办事处处长，并派省府参议高俊诚(河北人)，卸任县长马垌(湖南人)等多人作为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还不断地派省参议员陈献南、专员汪幼平等去京、沪奔走活动；派安徽学院亲桂系的学生杨占国、郭××等多人去南京，做各种联系工作。派文艺新闻人员吴广略、李春舫、殷乘兴等以“大别山新闻社”名义，去南京联系报界和新闻界人士。所有这些联系活动的方式，不外是封官许愿、送钱、送礼、送名义。例如把军统、三青团方面的刘启瑞、刘真，接近元老派的陈紫枫、马景常等选为安徽籍的立法委员；其他接近中央各方面有点影响的人，如丁澄芳、张一寒、虞应生等则选为国大代表。军统分子痞氓式的人物佘乐泉派为凤台县长。南京警备司令汤恩伯部下的上校处长田迭波、陈宰均及文艺人王门等聘为省府参议，月送车马费数百元，其他聘为省府顾问、参、咨议的很多，还有一些被收买的cc系下层分子或反cc系的下层分子，派为县以下科长之类的亦不少。像报社、新闻界人士大多以送钱、捐款、给津贴、补助的方式“交易”。一掷数千，很为平常。第四，京、沪的高层有重大影响人士，李品仙则秘密亲自出马，登门联系，例如安徽元老派许世英、吴志信处，李品仙亲自去看望，陈述政情。特别是皖籍旧军阀杨虎，是接近cc分子的，当时是安徽旅沪同乡会的实际负责人，cc正准备利用他在上海发动倒李运动。李品仙以旧相识的关系，悄悄地去到上海，住在杨虎家里接拢关系，盘桓数日，并送了他一笔款项，作为酬应，结果上海的倒李运动，便无声无息了。张治中回巢县探亲，李品仙特派黄同仇等用专车迎张到合肥，除盛宴招待之外，并召集各界人士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李品仙致欢迎辞时，对张大肆吹捧，恭维备至。张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安徽》的讲演，对李品仙的政绩，亦多加赞扬，为新桂系捧场。加之，cc系在安徽也是不得人心的。他们迫害进步人士，屠杀革命青年，勾结土劣，鱼肉人民，也是一贯的作威作福，祸害地方，为广大群众所愤恨。同时，又加李品仙采取了一点让步与收买策略，如派cc系的程朱溪担任第十行政区督察专员，软化cc的内部。因此，cc系的这场反李运动，虽然来势很猛，但并没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而逐渐地减弱下去了。后来，李品仙于1948年秋季垮台，还是由于解放战争的形势逼迫和他们新桂系内部倾轧而滚出安徽的。
三在李品仙主皖期间，除了新桂系与中央系的矛盾斗争之外，在新桂系的内部也是派系林立，鸡争鸭斗，紧张尖锐。首先是李品仙与张义纯、夏威等军头之间，互有倾轧。张义纯过去与廖磊、夏威比较接近，都是性格鲁钝而又简单暴戾的军头，都是白崇禧的宠儿；而李品仙秉性阴险，善于耍政治手腕，在军阀内战期间曾一度与白崇禧发生嫌隙，而与李宗仁比较密切。这样一来，张义纯与李品仙之间，本来就不太融洽。1943年1月，日寇窜犯大别山，“立煌”一度沦陷，全国震惊。恰巧李品仙出巡皖南，由张义纯负责守备，因此，互相推卸责任，互相埋怨责难，都向中央及李、白陈述意见，结果张义纯没等李品仙回到“立煌”，就被免职而愤然离去。至于同夏威的矛盾冲突，则是后话了。陈良佐在当安徽民政厅长时，曾经红极一时，但由于陈是桂籍的政治干部，与军方头目如张淦、徐启明、张义纯等，常为人事安排问题发生矛盾。结果，这些军头们后来联合向李宗仁、白崇禧告状，把陈良佐赶了下台。陈良佐走后，继任的是韦永成。韦是李宗仁的外甥，蒋介石的侄女婿，声势显赫，原任第五战区总政治部主任，是新桂系少壮派的首领，也是五路军政工干部的头头。由于具有这种皇亲国戚的身份，他到安徽来，桂籍的军政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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