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八十九章 经济对策 (第2/3页)
增加收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宣示主权存在，以前有外国人把持海关的历史不存在了。”
“好！”
“第二是想办法吸引社会资金，可以考虑提高储蓄利率，发行公债等。这一条是否惯用，主要还是看社会对我们的信任，我不多言。”
“第三就是要把握住现有的资金不外流，我的建议是成立若干规模的控股公司，经营铁路、建设、邮政、石油、钢铁、冶金、机械、电子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这些公司必须有严格的财经制度，具体就是成立相应的银行来给他们当出纳，以防止资金用于非生产型领域。”
“第四是加强民族工业的监管，既要在资金、原材料、土地、能源等方面予以支持，又要在税收、工人福利方面加强监管。要求他们切实执行特区劳动法，依法纳税、依法提高工人福利待遇。对于违法经营着坚决严惩！”
“第五是加强交通运输的管理，要优先保障战略物资的运输。防止任何形式的走私和腐败。”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止重庆那边官僚资本的渗透，这方面要加强银行的监管力度。所有的资本流动和经常账户必须监控，对银行的信贷、投资、行业间拆借等要加强监管，要立法！对民族工业的信贷必须监控，保证他们能够将资金用于生产领域。对地下钱庄、黑市等要重点打击。”
“最后就是贸易方面，对粮食、食盐、烟草、钢铁和其他金属、设备、布匹、煤炭、木材、矿山等都要实施专卖，而且对国统区过来的消费品也要征税。对于国统区企业的大宗商品采购，必须通过合理的预算。”
陈际帆一口气讲了这么多，马寅初等人也像个小学生一般记着，简简单单的几条其实是后世经验的结晶。比如后世的香港只是一个特区，它也有自己独立的海关。比如加强监这些建议，有的来自计划经济时期的政策，有的来自改革开放后对付金融危机的办法，总之陈际帆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但是这些东西对马寅初这个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学者而言，简直就是宝贝，他感叹这位将军的天才之余，也感叹在经济领域不能照搬学校，更不能照搬美国。
“先生，发展委员会以前是咨询机构，慢慢地要变成行政机构了，换句话说，这里面很多专家将要变成政府公务员，剩余的部分要议会去。你们既是法律的执行者，也是法律的制定者，这是不正常的、非常时期暂且如此，以后要慢慢改过来。发展委员会可以设在议会，为立法提供依据。”
马寅初感叹道：“将军一席话真是胜过马某读过的所有书，学无止境，此言不虚。敢问将军下一步要干什么呢？”
马寅初的意思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跑过来，不会仅仅给我提一点建议吧。
“不瞒马老，际帆此次回来，主要是代表‘神鹰’的军人们和文化界、科技界和教育界的学者们进行沟通，如果有时间还要和实业界的企业家们进行座谈。抗战尚未结束，我大军厉兵秣马准备北征，根据地却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这让部队很不安心，我这个带头人，自然想回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马老放心，在特区，我依然会遵守基本法，尊重每一个合法公民的言论自由，但是我也有话要讲。”
马寅初当然放心，这位手握重兵的军人，从他还是一个团长开始，从他只有几个县的地盘开始，就有意识地推广法制意识，普及民主观念。这一点已经远远超出了时代，得到了知识分子的广泛赞誉。
马寅初道：“将军既有心，鄙人自持在学界还有几分人脉，不如由我来安排吧。”
“马老不必着急，刚才我讲的主要是拓宽收入渠道，还有一些花钱的建议要对发展委员会诸位先生说，等我们把这些事情处理了以后，再向学者先生们讨教。”
“也好。工事谈完了，老夫站在一个长者的角度说几句，将军等人很年轻，可不能因为公事而忘了终身大事啊。大伙都关心得紧，上门说媒的踏破门槛。没有将军的首肯，我哪敢做主呢？古人云‘成家立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好像就说的将军您啊。您要在不考虑这些事，人家该指我马寅初的脊梁骨了，说我这个老东西家里居然讨了几个老婆。再看看人家陈将军等年轻人，到现在还没着没落的。”
“陈际帆不好意思笑笑，“来之前我的参谋长也是这个意思，不过要先忙完公事。到时候晚辈请马老做媒。”
“这么说将军是有意中人了？哪家千金竟会有此福分，可喜可贺啊。”
“这事以后再说，请马老先安排我和主管财政、工业、农业和科技的官员们见见面，我有话要说。”
胡云峰在陈际帆出发之前，硬是以参谋长的名义命令何春香同行，意思就是给陈际帆创造机会，这小子也有私心。他知道以前苏家小姐对陈际帆有好感，但是他心里一直都喜欢苏家小妹，没敢说出来。既然头喜欢春香，那他就不客气了。
这场名为“经济座谈会”的见面会就在淮南原司令部里进行。大家伙听到总司令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过问经济，骄傲之余也有些压力。不过马老对陈将军赞不绝口，说连他自己都佩服陈将军在经济上的水平，大家伙去听听，交流一下有好处。
而陈际帆也为了这次回来的整顿做了最充分的准备，他抽空读了很多经济学的书，再结合自己过去的所见所闻和现在的状况有了自己的想法。能够担当特种兵老大的人，必然是一个学习能力超强的人，只要他愿意，就能够学到实质性的东西。
现在他必须愿意，因为百万大军远征东北，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由于没有搞土改，在农村执行政策必须小心翼翼，避免激化本来就已经很脆弱的阶级矛盾。在城市，受重庆方面影响，投机风潮日益严重；资金的摊子铺得又宽。军饷是钱，士兵吃穿用是钱，修路要钱，投资工厂矿山要钱，购买原材料和设备仪器要钱，办教育要钱，搞农村普及医疗要钱，修缮水利、投资农业要钱，搞科研更要钱。此外还要预防灾荒、疫情，进行社会福利救济等，还有越来越膨胀的行政体系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幸亏马寅初教授当初极力鼓动自己发行货币，否则这一切简直就是空谈。
陈际帆多次提及削减农业税，但是残酷的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空想，当时的中国社会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农业税是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根本无法削减。
不能削减农业税，则占人口八成以上的农民仍然不能成为消费的主体，换句话说大部分人家常年劳作也只能换个温饱。
当然，在这样的乱世，能混个温饱就已经是天堂了，况且政府还在不断改善道路交通状况，修缮水利工程，而且看病、读书几乎也是免费，所以农民根本没有任何怨言。
而民族工业也得到了大发展，首先是根据地行政效率高，比较廉洁。（没法不廉洁，一来钱很紧张，二来言论自由，监督机制很有效）其次是能得到贷款支持，第三，大量的军事订货成了民族工业最大的生存来源。当然，他们的负担也绝不轻松，除了上缴税费，还要支付不菲的工资。共产党领导的工会虽然已经改变了斗争形式，但是没有一个资本家敢在工作时间、劳动报酬、福利和劳动保护上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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