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轮船飞渡（四） (第2/2页)
，用于防御洋人之用。而曾国藩硬说“用之于江面”，“所部兵丁并非生长海上，势不能于重洋用武，不敢不据陈奏。”好笑的是，曾国藩从咸丰十一年起就强调“是皖、吴官军之单薄，在陆而不在水，金陵发逆之横行，亦在陆而不在水”，以后又不断重复此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实曾国藩为了能够得到该舰队已不乏掩耳盗铃之拙。
另外一个就是李鸿章了，李鸿章自曾国藩平定江宁之后，收到幼天王和李秀成的投降之后，就率淮军一退数百里，抵达沪境，与上海的官绅相继熟稔，羽翼渐丰，上海相对优势的条件是他颇为踌躇。从筹够该舰队起，至该案结束，上海到处处于近水楼台的地位。最重要的是李鸿章掌握了上海这个财赋重镇，并同曾国藩联系密切，结成“湘淮一家”式的联盟，上海当时号称“月收百万”，仅海关税收就占全国海关税收的一半以上。李鸿章“当暴富之名”开始流传了出来。
奕訢身为先帝咸丰的弟弟、当朝皇帝同治的叔叔，又是议政王之尊，主持军机处、总理衙门、内务府、宗人府，为臣者无出其右者，清政府的外交、政治、军事以至皇室事务都归其秉持，可谓军国枢纽在握。若是北上，奕訢集团可代表清政府名正言顺地控制该舰队。还有浙江巡抚左宗棠、亮光总督黄宗汉、福建巡抚徐宗干都想在这里头分一杯羹。
“太后，臣以为，还是要摆在北边的好，”恭亲王说道，“道光二十二年，宣宗皇帝三次下谕，饬川鄂及沿海各省积极制造大船，并设法购买，同时还要奖励“捐资制造”者。为何如此？不过是洋人仗着船坚炮利，在海上肆无忌惮，天津，这京师门户大开毫无防备，先帝在时，也是想着如何才能拒洋人于国门之外，永通桥虽然胜了，此胜却是不可复制，更不可能在海上复制，若是放在南边，这北疆必然是空虚依旧。”说到前朝恨事，恭亲王只有比太后更恨的，“宣宗皇帝当年在奉先殿哭列祖列宗牌位，臣也是在的，”恭亲王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刚毅，“这水师，若是要建，首先就要建北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