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失守抑郁症 (第2/3页)
北京安定医院大门前，一位经历多年抑郁症折磨的患者犹豫再三，不愿走进去。后来他告诉财新记者，那时他认为，一迈进安定医院的大门，一辈子就会带上“精神病人”的烙印，不好见人了。
这种心理，在抑郁症患者及家属中较为常见，它造成了抑郁症患者就诊率不到10%的现状。
安定医院考虑过患者这一心理感受。2006年1月5日，安定医院抑郁症研究中心成立。该治疗中心主任王刚教授对财新记者说，当初起名时颇为斟酌。最初想叫“心境障碍治疗中心”，考虑到这个名称大众识别率低，就没有用。其后想叫“情感障碍治疗中心”，又怕患者以为是解决情感问题。最终定名为抑郁症治疗中心，公众认知度高，又避免患者产生所谓精神病的联想。
抑郁症治疗中心成立后，越来越多的抑郁症患者慕名前来。“抑郁症患病率增加也与检出率提高有关。中国医疗界这些年对抑郁症的认识提高了。”王刚说。
十七八年前，中国的抑郁症识别率低，国外的抑郁药在中国卖不出去。那时美国一个抑郁药厂商到中国来调研，安定医院医生告诉他们：“我们这里得抑郁症的很少。”他们就来中国做普及讲座，让医生提高对抑郁症的辨识能力。
诊断是抑郁症的一个难题。若诊断失误，治疗效果会适得其反。在抑郁症知识未普及前，约20%的抑郁症患者因伴随幻觉和妄想，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
对抑郁症认识提高后，另一种重要的误诊，成为抑郁症治疗上的拦路虎。即双相情感障碍易被误诊为抑郁症。
在非专业人士看来，双相情感障碍属于抑郁症；严谨的学术概念，则把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视为两种不同的疾病。双相情感障碍是指发病以来，既有躁狂或轻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种心境障碍。它和抑郁症虽然都属于心境障碍，但在治疗原则上显著不同。双相情感障碍的自杀率高于抑郁症，如果按照抑郁症治疗，一是难治，二是解除抑郁后，会导致转向躁狂，发病频率明显加快；发作频率越快，治疗难度越大，患者自杀风险越高。
王刚及其团队做过双相情感障碍误诊为抑郁症的横断面调查。横向误诊率（同时期）为20%以上。如果开展长期随访研究，误诊率会更高。
美国最近有一个研究，跟踪随访了13年前被诊断为抑郁症的200名患者，发现当年被诊断为抑郁症的患者，46%最后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即目前被诊断为抑郁症的患者中，可能接近一半实际上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有着20年临床经验的安定医院医生姜涛说：“有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首次发作时为抑郁，轻躁狂的时间很短。对于患者家属来说，轻躁狂很难识别，家属和患者都不认为是疾病，不会当成问题跟医生说，医生采集信息就会有困难。”
对于在十几分钟的门诊时难以做出诊断的患者，王刚建议诊断困难的患者最好住院观察治疗，或者患者及时复诊。在住院患者中，抑郁症患者占30%，60%以上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在不考虑误诊的情况下，双相情感障碍的终身患病率为3.7%，已属重大精神疾病。
防控失控
不合格的心理咨询师和无资质的小医院，不仅让患者破财，还会害命。
患者及其家属不了解抑郁症，就难以获得专业治疗。与此同时，一些无效治疗却大行其道。部分心理咨询师、中小医院从事不规范的抑郁症治疗，以此敛财。
一位重度抑郁症患者告诉财新记者，曾有一位心理咨询师对他说：“你有什么病啊？你吃什么药啊？”一位曾在安定医院就诊但拒绝吃药、转向心理咨询的大学生，后来卧轨自杀。有些心理咨询师认为抑郁症只是心理原因，耽误了本应吃药治疗的中重度患者。
心理咨询师进入门槛低，素质良莠不齐，造成抑郁症治疗混乱。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会长赵国秋认为：“全国范围内，临床心理学系凤毛麟角，缺少有医学和心理学双重背景的人。心理咨询师刚开始没有归口单位，后来是人社部发证培训，发证门槛很低。”
在他看来，很多心理咨询方法，其效果评估和收费标准都有问题，环节没理顺。台湾有精神卫生法，对心理咨询的组织、展开都有非常细的规定；中国澳门、中国香港也有类似的监管法规。而大陆即将出台的精神卫生法只管医院和医生行为，其他涉及不多。
如今，中国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在专科医院就诊。还有一些患者流往并无抑郁症治疗资质的中小医院。财新记者见到一些守候在安定医院的医托，宣称自己的医院能根治抑郁症。“我们的患者常常被那些人拉到他们那儿，花了1万多元没治好，又回来继续治疗，病情因此被延误。完全没人监管这种医院。”王刚说。
在多位专科医生看来，抑郁症患者到专科医院就诊，是康复之路的开端。前述那位罹患双相情感障碍20余年的女性患者，今年确诊后，在安定医院治疗仅三个月，病情便稳定下来。只是因患病时间太长，她需终身服用心境稳定剂维持治疗。
即便如此，她仍然觉得值得：“在绝望的时候，永远想象不到病好了会是这样。”在她内心深处，那块抑郁阴云终于散去，它曾隔绝她同这个世界的联系。如今，她的生命回归常态，昔日那绵延不尽的绝望，被买菜、唱歌、散步、交谈等日常生活所取代。
“我从地狱回到了人间。”她说。
这句话，也是许许多多抑郁症康复者的心语。
下篇：地狱归来之路
2012年9月8日，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大六院）多功能厅。
这一天，是北大六院抑郁症自助团体成立五周年纪念日。一间小小的会议室，坐满了约20个患者和家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痛苦各异，但都源于抑郁症。
这个组织的创办者之一、患病20多年的武利国，布置会场时，在墙壁上贴上自己写的五个字——“心灵的故乡”。
好几个参加活动的患者说，这五个字说出了他们内心的感受。
心灵的故乡
不要对病人进行道德指责，或者用社会标准去要求他们。来自家庭的不理解往往对患者伤害更大。
“自助团体的作用就是帮助别人和接受帮助。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能得到快乐，有助于康复。”这个团体的组织者之一、北大六院主任医师王希林对财新记者说，“实践证明，这样的康复形式确实很有效。”
2007年，在医院住院的一些抑郁症患者对王希林说，希望病友们出院后仍能保持联系。疾病的共性使患者彼此间能更好地相互理解和鼓励。于是，王希林向院方申请了一个房间，作为活动场地。患者和家属每月举办活动，互相交流治疗和康复的经验，有时还组织唱歌、逛公园等娱乐活动。
她还对家属进行健康教育，帮助他们认识到，疾病使患者的主观感受发生了变化，使患者消极、倦怠、悲观或容易烦躁，这些都是能够通过治疗纠正的。而家属的接纳和理解，对于病人的康复非常重要。
北大六院院长助理姚贵忠也说，家属单独和医生交流，非常必要。家属对抑郁症多了解一些，对患者的照顾就更周到一些。
患者李香（化名）对此有切身体会。她是双相抑郁障碍患者，既有抑郁，又有躁狂。抑郁的时候，消极，悲观，不愿意干任何事，甚至一夏天都没洗澡。“你整个人都馊了。”丈夫这样抱怨。躁狂的时候，动辄发脾气。丈夫说她没修养，性格有问题。
“不过，我知道，我是病了。”李香说，“没有经历过抑郁症的家里人，是无法理解的。”
王希林说，不要对病人进行道德指责，或者用社会标准去要求他们。来自家庭的不理解往往对患者伤害更大。患者对外人的不理解和偏见相对容易承受，但难以面对家人的误解和失望。有一个自杀未遂的患者述说，就因为家庭导致了她的绝望。
患者梁向阳的故事，就属于此类。
2006年，她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可是丈夫认为，这是她思想和意志力有问题，住院服药不管用。最后，还是她父亲出面，她终于得以住院，病情得到了控制。
后来，康复过程中，丈夫仍然不愿意承认她有病。当她陷于悲观消极时，他就会说：“现在日子过得这么好，你怎么会得这种病？”冷漠让她逃避家庭。最绝望时，她伸手摸家里的电源，想一死了之。
她回忆说，当时，她就是赌气，要死在家里，让丈夫知道，这是他不理解的后果。
自杀未遂，她的左手中指留下永久的伤疤。她丈夫不愿意陪她去医院，认为这是她自找的。
后来，她把抑郁症知识小册子拿回家，也没有人愿意去翻一翻。
2007年，梁向阳参加了北大六院的抑郁症自助团体。在那里，她和其他抑郁症患者交流经验和知识，有的还成为好友。她逐渐对自助团体有了归属感，那是她最重要的康复支持。“就像心灵的故乡，离不开了。”梁向阳说。
“你是病了，不是错了”
支持性心理治疗是抑郁症治疗和康复的主要手段。常用的技术为倾听、解释、指导、疏泄、保证、鼓励和支持等。
“倾听，是多么重要！”自助团体的另一位患者周新萍说，她至今无法忘记前夫那张几乎扭曲、愤怒的面孔。他摔东西，大声喊：“你别说了，别说了，你说那么多，我实在受不了！”
可是，当年在病态中，她就是要通过反复地说，来宣泄内心的抑郁。她当初犯病，是因为工作单位人际关系不好。回到家，觉得丈夫是自己最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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