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三） (第2/3页)
习的通知，这样，实验就得停下来，王淦昌、郭永怀等老科学家很不满意，但又没有办法。
而在导弹研究院的小礼堂里，常见的场面是，数百名科研人员集中在一起，听院里分管政工的领导宣读《人民日报》社论，以及《光明日报》上关于红与专的文章。钱学森、任新民、梁守盘等专家也得到场。因为总是重复这样的事情，很让科技人员感到厌烦，嘴里不敢说什么，怕被抓辫子，但心里是很反感的。
一天，在钓鱼台国宾馆附近的马路上，正在举行欢迎外宾的仪式。一个外宾车队缓缓驶过来，众多的中小学生、市民，还有导弹研究院的数百名科技人员，举着小红旗，高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这其中就有任新民、梁守盘等科学家。
恰巧，聂荣臻的坐车路过此处，他一眼看见任新民、梁守盘、庄逢甘、梁思礼、孙家栋等熟悉的科学家身影，就对秘书周均伦说：“怎么让导弹研究院的专家参加这种活动？”
周均伦回答：“导弹研究院不是离钓鱼台近吗？每逢迎送外宾，北京市有关部门就通知院里派人参加。”
聂荣臻有些生气了：“白白lang费科学家的时间，胡闹嘛！”
“政治任务，没办法，谁敢拒绝呀？”
聂荣臻想了想，说：“回去我给彭真同志打个电话。这种蠢事再也不能做了！”他的车子向前开走了。聂荣臻和彭真是晋察冀的老战友，他们之间关系亲密，有事经常互相关照。
当时担任聂荣臻秘书的甘子玉说：“中央决定两弹继续攻关以后，不仅对两弹研制，实际上对整个科研、教育、文化等部门，影响最大的，就是‘左’的思潮对知识分子的冲击。核武器研究院、导弹研究院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反映出来的问题带有很大的普遍性。”
当时在导弹研究院工作的聂力，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道：“‘左’的思潮影响下，科研工作的客观规律得不到尊重，政治冲击业务更是司空见惯，搞科研的时间得不到保证，大部分时间被政治学习呀，各种政治活动呀，占去了，大家很有意见。尤其是有些科研人员被批为走‘白专道路’，这严重挫伤了大家的积极性，极大地影响着两弹的研制进程。”
那段时间，聂荣臻心里充满了矛盾。
中央让他主管科学工作五年多了，他对党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方面存在问题，和对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了不少切身感受。1959年，总参从导弹研究院抽调几十名科技人员，派到西藏搞平叛，他对此很不满。他认为，他们的任务是搞科研，而不是训练、打仗。1960年，导弹研究院按总政要求，把一两千刚分来的大学生，弄到农村劳动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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