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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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不知应该诅咒它，还是应该感谢它尽管饿肚子，邓稼先和他的理论部却一刻也不能停下来.那个数据如果不能确定下来，如果是个误差很大的数据，那么，照此设计的原子弹，很可能就炸不响，而且也许还会有巨大的危险。

    在彭桓武的指导下，大家集思广益，经过反复验证和讨论，又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物理因素，建立了三个数学模型，形成了第五、六、七次运算，结果出来，和前三次的结果一样！

    到底是计算走入了歧途，还是苏联专家给出的那个数据有问题？人们一时拿不准。彭桓武、邓稼先等人进一步怀疑原数据的准确性。清晰的物理图像，多次重复得出的数据，都说明自己的计算不容置疑，但是，却缺乏理论上的论证，没有足够的论据来否定苏联专家的数据。大伙把机器停下来，进行讨论，这时搞方程的人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邓稼先又带领年轻人进行了第八、第九次计算，结果，还是和前几次一样！

    这就是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中有名的“九次运算”。九次运算历时近一年的时间，光数据纸就有几大麻袋。

    彭桓武阅看着一摞摞的手稿，觉得年轻人的计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是需要有一个科学的论证，才能使人信服。

    这个论证在哪里？

    恰在这时，32岁的周光召从苏联回来了，他被任命为理论部副主任，协助邓稼先工作。那几大麻袋数据纸又轮到周光召来翻阅了。那时，周光召患了哮喘，整天咳嗽，没有特效药，伙食没有营养，他人瘦得厉害，但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他日夜工作，绞尽脑汁，不时和他的导师彭桓武进行交流。终于，他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办法，可以证明苏联专家说出的数据，是错误的。

    这就是“最大功原理”。

    在一次研讨会上，周光召抛出了他的想法：“苏联的数据和我们的计算，建立在相同的条件下，即炸药的数量是一样的，可是苏联的数据却大了一倍，这太离谱了，根据最大功原理，我做了一个大致的粗估计算，既使这些炸药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也不可能达到苏联专家说的那个数据。”

    人们的目光一下子被他吸引了，顿觉豁然开朗！都觉得用最大功原理，能够证明苏联数据的错误。彭桓武认为，这个路子是对的，但仍然属于“粗估”，还需要数学家进行补充计算。

    数学家周毓麟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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