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第2/3页)
钱学森认真想了想，说：“我看郭永怀完全可以胜任。他学术上造诣很深，作风正派，工作扎实。”
郭永怀回国后，在力学系担任副所长，由于钱学森主要靠在导弹研究院，所以，所里的工作主要由郭永怀主持，短短几年时间，他就为中国的空气动力学事业，做了奠基，他和钱学森是中国空气动力学最重要的奠基人。
钱三强向组织汇报后，亲自登门来找郭永怀。当钱三强说出，希望他去为原子弹研制做事情时，在美国从不参加机密工作的他立即明白，他这是要接触机密了这意味着将要默默无闻地献身，也许一辈子都不能说出自己干了什么，但是，他别无选择！
郭永怀问：“什么时候过去？”
钱三强说：“越快越好！”
从此，郭永怀从科学院消失了。他担任了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主管核武器的力学部分和武器化工作，成为独挡一面的领军人物。
钱三强又把目光盯向了他在原子能所的两位副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钱三强向二机部党组推荐这二人，说：“他们政治、业务都信得过，能够挑得起解决最关键问题的任务。”
王淦昌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师从杰出的女物理学家迈特纳，1934年他27岁时即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希特勒在德国的法西斯行径，使他感到窒息，刚拿到博士学位，他就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担任物理学教授，程开甲、李政道都是他的学生。抗战期间，他动员妻子捐出了家中全部的金银首饰和重达10几斤的银元支援抗日。1956年，他进入苏联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从1959年到1960年底回国前，他担任这个著名研究所的副所长，在基本粒子的研究方面已有相当的造诣，并在此期间，他领导的三人小组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是国际公认的重要科研成果。不仅如此，在苏联时，听说国内发生了自然灾害，他专程来到中国驻苏大使馆，见到刘晓大使，拿出自己省吃俭用节余的一万四千卢布，托刘大使转交给国内……
回国之后，王淦昌准备集中力量继续从事基本粒子的研究。有人预言，照这么走下去，王淦昌离诺贝尔奖并不远。
刘杰拉着钱三强一起，约三淦昌谈话。在刘杰的办公室里，刘杰说：“王先生，今天请您来，想让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请您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刘杰接着讲了中央的决心，说：“有人要卡我们，中国人要争这口气！”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不仅是对王淦本人，还是对中国原子弹工程，都是如此。这也是王淦昌第一次听说，中央下决心要搞原子弹。王淦昌后来回忆这一刻时，他写道：“我静静地听着，心里很不平静。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自己几十年的追求、期望，都落实到我将要接过的这一副沉沉的担子上。我有很多话要说，但当时我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刘杰也在回忆文章中讲到这次谈话：我们提出，因事关国家安危，必须严格保密，隐姓埋名，不得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妻儿，还要断绝一切海外关系，以后不能出国，不得发表任何论文等硬性要求。王淦昌都毫不犹豫地表示：“可以做到。”
刘杰还提出，要求王淦昌三天之内，改变原来的研究方向，到新单位报到。
谈话后第三天，王淦昌就到核武器研究院报了到，担任副院长，主管核武器爆轰物理试验。从此以后他改名“王京”。王淦昌在国际物理学界的影响很大，国外很多人关注他，只有改名，才能确保安全，也利于保密。
从1961年到1978年，在世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中，再也没见到王淦昌的名字，他从物理学界消失了。别人向他老伴打听他到哪里去了，老伴回答说，到信箱里去了。老伴确实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去了哪里，她只知道一个信箱代号，家里靠这个代号和他保持断断续续的联系。
王淦昌后来从北京到青海，然后又一次次去罗布泊，一去就长年累月。妻子吴月琴和孩子们，都一直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却从来不敢问他具体的事情。直到改革开放后，全家才知道，他参与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以及后来的各种核武器的研制过程。
17年后的1978年，“王京”才又改名为王淦昌。
对于彭桓武，钱三强就更了解了。
彭桓武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比钱三强早一届。他1938年去英国留学，进入爱丁堡大学，他的导师是大名鼎鼎的马克思?波恩，量子力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波恩是德国人，纳粹上台后流亡英伦。彭桓武是波恩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后来又来了杨立铭、程开甲、黄昆。波恩对这四个中国弟子都给予很高评价。后来参加了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福克斯，这时和彭桓武同窗，他们经常交流。马克思?波恩非常欣赏中国弟子彭桓武的才华，这位桃李满天下的物理学大师在给好友爱因斯坦的信中写道：“中国人彭桓武尤其聪明、能干，他总是懂得比别人多，懂得比别人快。”“似乎他无所不懂，甚至反过来他还教我”。9年之中，彭桓武获得两个博士学位，在都柏林研究院取得副教授职称，被英国人誉为“第一个在英国取得副教授职称的中国人”。波恩晚年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的学生福克斯、卢森堡、费米、彭桓武、程开甲等等，还都去搞原子弹了。但是波恩的这些学生中，有的命运凄惨，比如卢森堡，因为泄露了一点原子弹的秘密，和妻子一起被美国联邦法院电刑处死，福克斯因为把原子弹的秘密泄露给苏联，而被判刑14年。
1947年，尽管国内内战正酣，彭桓武还是决定回到祖国，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情。回国前，他和钱三强在法国巴黎见过一次面。钱三强也流露出不久即回国的打算，说：“回国后，咱们搞自己的原子核物理研究，一定能取得重大突破。”彭桓武建议，把中国南方与北方的优势人才集中起来，取胜的把握更大。钱三强说：“你是老大哥，回国后我跟着你干！”彭桓武谦逊而又诚恳地说：“不，你是帅才，将来你领头，我来帮助你。”
不久，彭桓武踏上回国的轮船，历经种种艰难，终于回到多灾多难的祖国。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有什么理由吗？他回答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回国后，他先后在云南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桃李众多。他在理论物理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的数学也非常好，计算时从不需要助手，凡他教过的学生，没有不佩服的。
钱三强和彭桓武的这次谈话，是在原子能所彭桓武的办公室里。这时候彭桓武还不是党员，推荐他来搞如此机密的工作，是需要思忖的，因为钱三强了解彭桓武的爱国之心，所以他没有任何顾虑。那天，钱三强说：“桓武，有件重要的事告诉你，中央决定派最好的科学家加强原子弹的攻关。我推荐了你，决定调你去核武器研究院顶替苏联专家的工作。”
钱三强回忆，他本来还打算讲一点大道理，比如：要以大局为重，又比如：你本来可以在你熟悉的领域里继续有所建树，可是……话到嘴边，变成了一句：“有什么困难吗？”
彭桓武望着面前的挚友，平静地说：“三强，这件事总要有人来做，国家需要我，我去。”
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彭桓武就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了国家最需要的事业。
彭桓武和王淦昌是同一天报到的，他也担任了副院长，主管核武器的理论研究。
1999年12月，彭桓武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苏联撤专家扔下乱摊子，我国决定自力更生，我们又去顶替苏联专家……老实说，我也觉得我比我顶替的苏联专家干得好……当然还有一些年轻一点的中国专家比我干得更好。干事，人才很重要，每个先行的人都带动几个年轻一点的后来的人，而有些后来的人发展和贡献比先行的人还要高大。后来居上是个规律，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也是未来的希望所在。”
三人上任不久，一辆专车把他们拉进了中南海，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了他们。周恩来说：“我们刚刚起步的国防尖端事业，需要一流的科学家，你们当之无愧，党和人民寄希望你们啊！”周恩来对他们三天里改变研究方向，服从国家需要，加入到核武器研制行列中来，十分赞许。还说，他寄希望于科学家们担起这副历史的重担，挑起中国的强盛和未来。
1960年9月，苏联专家已经全部从中国撤走。这时，钱三强来到了莫斯科，作为中方学术的总代表参加杜布纳学术委员会。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是当年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兴办的研究所，主要进行核科技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简称“联合所”。参加的国家有苏联、中国、波兰、南斯拉夫等12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周光召、何祚庥、吕敏等人还没有结束在这里的研究。中苏关系破裂，他们决定回祖国去，在周光召主持下，他们给二机部领导写了一封联名信，要求回国参加原子能研究，信中表示：“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科学家，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据说他们在房间里研究怎样写这封信时，为了防止隔墙有耳，特意打开了卫生间的水笼头，故意弄出响声掩护。
钱三强来了，周光召、何祚庥、吕敏等人去看望他，他们再次向钱三强表达了同样的想法。钱三强为这些急国家所急的有志青年感到自豪。钱三强感到，何祚庥、吕敏回去不成问题，他们本来就是二机部派来的，周光召的问题要麻烦一些。周光召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师从彭桓武从事基本粒子研究，现在他的身份是北大的讲师。钱三强清楚，周光召能不能从北大调到二机部，是一个问题，因为周光召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他家里有人在台湾，他来杜布纳时，就没有通过政审，是钱三强和彭桓武两个人极力争取，他才得以来到苏联的。
按照当时的标准，周光召是难以接触核心机密的。
据何祚庥回忆，钱三强悄悄问他：“周光召的业务能力怎么样？”
何祚庥说：“极强，极好。”
钱三强点点头，就离开了。他已经判断出，周光召是一位难得的人才，无论如何要促其来搞原子弹。
钱三强给刘杰发电报，建议把周光召调到核武器研究院理论组，但需要在国内解决调干问题。刘杰十分重视钱三强的意见，立即着手安排解决。钱三强回国后，又两次前往北大做工作，终于把周光召调到了核武器研究院，而且让他担任邓稼先的副手理论部副主任。结果，周光召、何祚庥、吕敏三人都如愿以偿，分别成为解决原子弹、氢弹和核试验测试的卓越贡献者。
在钱三强的精心调配下，先是调来邓稼先，然后是朱光亚、程开甲，接着是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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