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逼上梁山 (第2/3页)
要合格就应该用！”
李福泽吼道：“我们就用这个打导弹，请你们参加。”
契尔科夫说：“我们不参加，你们自己打吧，我们根本不负责。”
契尔科夫扭头走了。方平问站在一边的斯切潘诺夫：“液氧明明合格，你是知道的，为啥不让用？”斯切潘诺夫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说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也扭头走了。
由于发射导弹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手中，所以，这枚导弹一直无法发射。而液氧的自然蒸发量很大，每天要损耗掉约500公斤，到后来只剩下了十几吨，已不能满足发射导弹的需要。到最后，方平他们只好将剩余的液氧全部倾倒在戈壁滩上。这令人愤慨的一幕，他们一辈子都无法忘却。而这时，中苏两国的关系，也到了彻底破裂的边缘。人们明白了，指望别人的施舍来铸造护国的盾牌，从来就不可能。
35．铀浓缩厂是重中之重兰州铀浓缩厂。设备虽然运来了，但几千台设备，要连接成几公里长的生产线，而且一点差错还不能出，仍然是一项让人头疼的任务。因此，二机部仍然把兰州铀浓缩厂当成重中之重。
副部长袁成隆从北京赶到那里。后来，袁成隆回忆说，在他们走之前，我们得想办法做做他们的工作，挤出点儿东西来。就算挤不出来，我们也要做好团结他们的工作。我去铀浓缩厂蹲点，跟厂领导王介福、王中蕃等人一起研究决定，别怕花钱，可以买点礼物啊什么的，要对人家友好。我们跟苏联专家座谈，说你们帮助我们，很感激你们，很惋惜的一点就是你们要走了的话，我们的事业怎么办？这肯定要受影响了。我们的诚挚打动了专家，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愿意帮助我们，尽量帮我们把事情完成。
厂长王介福一直以来，和以哈里东诺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相处得很好。王介福身体特别健壮，一顿能吃二斤半牛羊肉，能喝酒，头上常年戴一顶回民小帽，脚上穿一双磨秃了头的黑皮鞋，整天在厂房里转，新来的人常把他当成食堂的伙计，可一到正式场合，他就把自己打扮成外交官一样，衣冠整齐，干干净净。他曾担任过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外交官，是政务参赞。浓缩厂是中央的厂子，但王介福和省里市里的关系处得非常好，在饿肚子的年代，他经常能搞到一些特殊商品，供苏联专家享用。他常说，苏联专家是咱们请来的，是咱的老师，一定好好待人家。王介福的真诚让哈里东诺夫等专家十分感动，他们也就打心眼里愿意帮助中国，一心一意想把生产线连接好。经过一番苦战，终于抢在苏联撤专家前，把设备安装得差不多了。
即使把几千台设备安装好了，也还不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把这些设备启动起来。分几批启动，怎么启动，何时启动，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经过复杂的计算，稍有差错，就拿不到合格的铀-235，弄不好还有巨大的危险，核燃料如此出了问题，不仅造不出原子弹，还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时间越来越紧迫。苏联撤专家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王介福、王中蕃带领王成孝等一批技术人员，整天跟着哈里东诺夫，希望跟他多学一点。启动设备，需要很多的前提条件，即使再抓紧，也不可能在近期内启动。谁都清楚，苏联专家一走，要想启动，困难就大了。王中蕃有一天对哈里东诺夫说：“你们一走，我们很困难。”哈里东诺夫那时可能没想到中苏关系会糟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说：“没有关系，我从头至尾告诉你们怎么做。假如我走了你们还不会，可以写信给我，我会告诉你们。”
果然，不幸的事情很快发生了，由于哈里东诺夫是个关键人物，苏联方面通知他，提前回国。王中蕃回忆说，他们催他走，可我们实在想留他，哪怕多留一天。苏联的飞机停在兰州机场，要带他走，我们就想办法把飞机一个轮子弄出来一点毛病，又延长了一天，他又多给我们讲了一些有用的东西。王中蕃又说，哈里东诺夫是一个好人啊，对我们太好了。但也有坏的，有一个专家最坏，简直是个特务，硬逼着把材料运走了。
由于铀浓缩厂是个关键地方，苏联驻厂专家走得早，走得急，是在苏联宣布大规模召回专家前，就突然离开的。有些专家想不通，认为搞个半拉子就走，没把事业完成，心里不安宁。有些专家还难过得流了泪。有的说：“等两国关系好了，我们再回来，帮你们把这个事情做完。”他们按照上头的要求，迅速整理完资料，焚烧了保密本，恋恋不舍地走了。
后来的历史再也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苏联专家离开兰州铀浓缩厂的时候，几千台设备基本上连接起来了，但还需要进一步检查、调整。此时，离它们启动，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36．“毁灭性的打击”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宣布召回全部在华工作的1390名专家和顾问，并于9月1日前全部离境。同时单方面撕毁了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终止343项专家合同和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并要中国归还在朝鲜战争期间购买苏联武器装备所欠下的350亿元债务。
事实上，苏联的照会未到之前，撤专家就已悄悄开始。核武器研究院的苏联专家为数最少，走得最早，6月上旬，“哑巴和尚”列捷耶夫等人就借口回国避暑离开了。7月6号，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专家离开，7月8日，兰州铀浓缩厂的专家离开。到8月23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
从7月中旬起到8月22日，苏方撤走了在导弹研究院工作的全部专家，带走了他们掌握的全部技术资料。
接到苏联政府的照会后，副总理李富春于7月18日赶到北戴河，向正在那里的**汇报。**因为已经早有心理准备，因此他并没有震惊，也没有生气，而是说了几句意味深长的话。他对李富春等人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多少年后回忆起来，都觉得**的话太精妙了。人家真给了你尖端技术，你恐怕永远都得对人家感恩戴德，永远受制于人家，这是明摆着的。
赫鲁晓夫集团的这个决定，美国人都觉得有点过分，也有点出乎他们的意料。但这个结果，却是他们愿意看到的。中苏两个友好国家的分崩离析，使美国少了一块心病，社会主义阵营的尖锐矛盾，可以使西方获取更大的利益。
那一阵子，国际敌对势力幸灾乐祸，认为这是对中国“毁灭性的打击”。
赫鲁晓夫甚至说：“搞原子弹，他们到头来连裤子都没得穿的。”
有的苏联专家说：“我们走了以后，你们就处于技术的真空，以后你们就该卖废铜烂铁了。”
还有的说：“离开我们，估计你们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在那个时候，这样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大多数工程还是半拉子工程，重要的图纸资料要么烧了，要么带走，全中国的科学家，没有一个人见过原子弹，谁能保证，中国人还能造出原子弹？
曾经担任聂荣臻秘书的周均伦说，苏联撤走专家，中断协议后，聂帅让两弹系统专门搞了一个调查，我这儿还记的有数据，单是核方面，协定中30个工程项目，23个没有完成，其中14个项目没完成设计，9个无法再建，被迫停止，购买的设备、仪器、材料只有13个项目完成供货，一些关键设备和新技术材料始终未到。
尽管如此，中国最高层没有丝毫的服软。1960年9月，中苏两党在苏联举行高级会谈，中方团长邓小平在发言中说：“中国***、中国人民将永远感谢苏联党、国家和人民曾经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但是，中国***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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