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悲壮情怀 (第3/3页)
。”
李福泽向全体人员敬一个礼，跟上孙继先走了。
李福泽是山东昌邑人，个子不高，却很强壮。他性格豪放，敢做敢为，喜欢争强斗狠，他父亲曾是青岛啤酒厂的股东之一，家境富裕，仅在烟台的房产就有二、三百间。但他从小就不安分守已，后来父亲送他到北京、上海读书，希望他毕业后做一名像自己一样的生意人，继承祖宗的基业。毕业时，李福泽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说要出国留学，需要经费。等父亲汇来一笔数目可观的款子时，他却带着这笔钱来到心仪已久的延安。抗战爆发，日本鬼子打进山东后，他潜回家乡，很快拉起了一支队伍，与日军血战无数，他本人也从游击支队参谋长而逐步成为八路军正规部队的团长、师参谋长，抗战胜利，他随山东军区部队闯关东，黑土地上激战三年，当上四野41军参谋长，解放后担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导弹试验基地需要干部，上级和他谈话，要他离开花花绿绿的广州，到茫茫戈壁滩上去。他说，只要军队需要我，哪儿都能去！他来到导弹试验基地，给孙继先当副手。初创阶段，他主要在北京等地进行筹备，基地的技术官兵这时候主要在北京附近进行学习、培训。
回到基地后，有一天李福泽跟陈士榘、孙继先一起坐车到各个点号转悠，不知怎么就转到了烈士陵园里。一大片的坟墓，足有二三百座，让李福泽大吃一惊。他实在想不到，几个月没来，会有这么多人牺牲。他问陈士榘、孙继先：“又没打仗，又没有过雪山草地，不就是个戈壁沙漠么，怎么会死这么多人？”
陈士榘、孙继先愣着不说话。李福泽怒道：“陈司令、孙司令，这部队你们是怎么带的？你们说说，怎么会死这么多人？”
陈士榘见李福泽瞪眼，也急了，说，咋死的？累死的！拉稀拉死的！被毒蚊子叮死的！还有被馒头噎死的！你在广州北京享福，这里几千人一块拉稀，你见过吗？五十度的高温，拉着稀照样抬铁轨、扛枕木、挑着挑子跑，你来试试看？苏联人说十五年的活儿，我们不到三年就得干完，你说咋干？
李福泽一听，全明白了，眼里含着泪，不说话了。
陈士榘坐上车走了。
李福泽和孙继先找个地方坐下来，两人抽了一会儿烟。孙继先告诉李福泽，基地党委提出了一个口号：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希望大家扎根这里，建功立业，包括你我。他说：“你没来之前，我们都宣誓过了。”
孙继先到死都没忘记自己的誓言，1990年他在北京逝世前，留下遗嘱，死后把他葬在自己亲手创建的导弹试验基地。
李福泽也是如此，1996年他逝世后，骨灰也埋进了这座当年他时常来转悠转悠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他和孙继先的墓碑紧挨着，就像当年在基地时，他们时常坐在一起聊天那样。
基地建成，陈士榘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以后打导弹，就是孙继先、李福泽的事了。那数以万计在这里流血流汗的工程兵、铁道兵、建筑工人和民工，绝大多数一辈子都没见过发射导弹的情景。这些人是无名英雄。
1965年元旦，在首都军**欢会上，**对陈士榘说：“祝贺你啊，你们工程兵立了功，他们（指张爱萍和国防科委）出了名，你们做窝（指建成两弹基地），他们下蛋（两弹成功），我们中国人现在开始说话管用了。你们都立了大功。”
领袖的这段话，是最高的奖赏。
32．基地建得差不多了，却高兴不起来根据“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先后向导弹试验基地派出了三批技术专家，总人数达数百人。他们中，大多数对中国是友好的。
有两位苏联顾问，基地的老人至今仍然记着他们。一位叫罗金，一位叫卡瓦廖夫。罗金是专家组组长，上校军衔，他曾担任过苏联火箭学校的校长，对试验这一块很内行。有一天，他悄悄对孙继先说，苏联方面提供的资料有些是有问题的，不能用。孙继先大吃一惊：“不能用，不是白学吗？而且以后还会造成混乱。”
罗金告诉孙继先，以后你们不要在资料上下太大功夫，最好是听我讲课，我讲课的时候你们要注意听。
孙继先赶紧和常委通气，派得力的技术干部，一天到晚跟着罗金，把他讲的争取都记下来，当时用笔记不过来，心记，回来马上追记。李福泽为了多学一些组织导弹发射试验的知识和经验，更是想办法和罗金交朋友，罗金也很够朋友，给李福泽讲了不少真正有用的东西。他还提醒说，戈壁滩上有老鼠，老鼠总爱咬电缆，在苏联曾发生过老鼠咬电缆造成短路影响发射的重大事故，防鼠虽然看上去是小事，但问题往往就出在小事上，发射导弹是一个系统工程，哪怕一个微小的环节出问题，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终于有一天，苏联派驻中国导弹系统的总顾问巴托夫大将来到基地，罗金陪同吃饭时，巴托夫大将当着孙继先、李福泽的面，对罗金说：“你准备一下，明天跟我离开这儿，回国！”
这个决定让所有人感到吃惊。正直的罗金饭也没吃就离开了。李福泽去和他告别，他表示，自己不想走，但没有办法。他无可奈何地说：“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
李福泽知道是为什么。苏联专家里面，有些是专门搞监视的，罗金一定是被人告发了。
罗金走了很久，李福泽还在惦记他，不知他回国后，是否受到处分？
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下面搞具体工作的人什么都不知道，蒙在鼓里，还以为中苏关系好着呢，但是总觉得气氛有些怪怪的。
卡瓦廖夫是基地第三试验部专家组的组长。他和罗金一样，经常悄悄在晚上加班给中国同志讲课。到后来，有一个小个子的苏联年轻专家总是盯着卡瓦廖夫，小个子一言不发，眼神却冷冷地望着卡瓦廖夫。每每这时候，正给中国同志讲解问题的卡瓦廖夫就住口不敢讲了。人们都怀疑，这个小个子是克格勃。
罗金走后不久，卡瓦廖夫也被通知回国。卡瓦廖夫对李福泽说：“我也要走了，事情没干完，真令人惋惜……”
李福泽动情地说：“我们俩接触时间不长，你是个好人，我会记住您的，我们这里的人都会记住您的。”
当天晚上，卡瓦廖夫悄悄找到孙继先，神色紧张地说：“孙将军，我有一个笔记本，对你们很有用。您看看吧，天亮前再还给我。”
孙继先一时不知怎么办好。
卡瓦廖夫说：“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协议上规定应该给你们的，我给你们看这个，并不违犯我们的保密规定，只不过有些人把情况搞复杂了。”
卡瓦廖夫放下笔记本，走了。孙继先感到事情重大，赶紧拿起保密电话，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情况。电话那头，周恩来沉思好一阵，才说，他说的没错，这些东西都是协议上规定应该给我们的。是他们做得不对。既然如此，你马上派人，把上面的东西记下来吧。
放下电话，孙继先马上找到基地保卫部长，让他抓紧办理这件事。
23岁的秦小阳是导弹试验基地光学测量站的女技术员。她是浙江大学毕业的，家在宁波，父母都是抗战初期入党的老党员。1959年秋来到基地后，被分到离基地本部约30多公里的一个叫大树里的地方，这儿是光学测量站，导弹起飞后，对导弹进行跟踪测量，然后把数据报给指挥所。
光学设备主要从苏联进口。这天，秦小阳和几个年轻技术人员打开一个集装箱，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把设备搬出来，然后仔细擦拭着，核对着。
一台设备的漆掉了一块，秦小阳心疼地蹲在设备前看着，以为是路上碰掉的。渐渐地她皱起了眉头，在油漆脱落的地方，露出锈迹。秦小阳断定这是一台刷上新漆的旧设备。
她弯着腰走到另一台设备旁，用指甲轻轻一划，又一块油漆掉了，又是一台旧设备。她正想把大伙叫过来，突然看见站里的一位苏联专家在干一件让她吃惊的事情他趁人不注意，把一台设备上的旧标牌揭下来，换上新的标牌。
秦小阳说：“顾问同志，你这是干什么？”
那人先是一愣，接着镇静下来，有些尴尬地笑笑。恰在这时，李福泽坐车来了，他下车一看，立即明白了，生气地说：“这是我们国家花重金从你们国家买来的，你们把旧的运来也就算了，可为什么还要揭掉旧的贴上新标牌呢？就算糊弄人，在你们家里贴好了再运过来不行吗？为什么要在我们面前贴呢？你们不能这么糊弄人！”
那个专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李福泽回去把这事说给孙继先听，孙继先说：“在朝鲜就有过这样的事，他们把二战时期的旧坦克喷上新漆，当成新的买给我们。**子，真要坏起来，比谁都坏。”
基地建得差不多了，却高兴不起来。他们都清楚，真正考验自己的时候，也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