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化与代价 (第3/3页)
主关系反而使汉化在韩国达到高峰，中国的技术创新、时尚、礼仪皆在韩国落地，上层社会习儒为荣，而平民阶层信佛成风。
南亚的越南，却在文化上更du li一些。汉唐之间，中国征服越南，并引进其稻米种植，北方的农业和人口增长甚为受益，越南则从中原学来灌溉技术，其农业也受益匪浅。越南对汉化，没有韩国顺遂，其区别在越南人的忠孝观和妇女地位，跟中国有明显差异，儒家的父权制（patriarchy）在此没有适宜的土壤，反而是佛教更受欢迎。中越之间的交换互利，似乎可以归结为两件大事：大米与佛教。
汉化在ri本，愈加偏向佛教一端，是有意识的（intentionally）选择xing吸收。公元6si六年的大化改新，模仿中国的zhong yāng集权制，ri本文人皆苦练中国书法和儒家经典。奈良时期佛教更是盛极，有五大寺，后来唐朝鉴真东渡，于奈良又建唐招提寺，以及西大寺，于是有了奈良七大寺。ri本直接、间接从中国传入六个佛教宗派或学派，晚唐以后自然还有禅宗传入。
综上所述，华夏泽被，皆朝东南：一个岛国、两个半岛。汉文明背后的亚洲腹地，则是游牧人的跑马场，于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盛唐嘎然而止。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的争夺生存空间，即胡汉之争，充填中华两千年史，戴蒙教授的游戏规则到此失灵，农耕人并不占便宜，毋宁是几番夷狄入主，明末顾炎武所谓“亡天下”是也，更不消说十三世纪的“蒙古风暴”洗劫欧亚，万里荆棘铜驼。野蛮人有时候也“创造历史”。汉文明在血泊里依旧有“同化”的韧力，不觉自己也被野蛮“同化”了几分，却是无人深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