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化与代价 (第2/3页)
澜呢。
戴蒙以演化生物学等多学科重建史前史，认为中国至少形成了两个“du li发生农业的中心”（independentcentersoforiginsoffoodproduction），一北一南，但是只有在华北孕育出来的一种文字书写系统，所向披靡，翦灭了任何其它的可能xing，此乃汉文明一统天下的灵通宝玉，也使戴蒙教授困惑于中国无数其它语言消失而只剩汉语独霸的反常。一般而言，人类学研究中，遗传的证据最有信服力，文化证据次之，语言证据则最弱，但是在中国文明的个案里，恐怕需要倒置这个顺序才行。关于中国，离了汉语和汉字，便什么历史、文明都免谈，倒也左证了戴蒙之“语言代换”说的睿见。
中国对东亚三国的汉化
显然，史前史的这个“语言代换”风云，到了文明史里，大约就是所谓“汉化”，sinification，即中国文化的同化（assimilation）和扩张，西方汉学领域早有的一个说法，也译为“中国化”，一个新译法干脆叫“华化”，对应的词是disinificaion，脱汉。汉唐两朝，中国文明强盛而远播四周，但并非无远弗届，其间自有其限制。华夏文明覆被四海，无非是汉代的武功，唐代的文治，其中有一半还归功于佛教的法力。汉化的历史积淀，即“汉字文化圈”／“中国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三国：韩国、越南、ri本。
汉化第一波的兴起，应是汉武帝在公元前一百年征服高丽，佛教被立为国教，中文书写也被引进，国王还设馆教授儒学。但是中国的文官制度却在高丽无法战胜当地豪强，也使中国不能彻底控制韩国，到唐朝依然。唐朝改采朝贡制度，接受高丽的藩属地位，此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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