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 为抗日英雄而写（非原创） (第2/3页)
剧.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位殉国将士被抛尸露骨.南京灵谷寺里抗战殉国的国军将士的牌位，湖南衡山由蒋介石书写忠烈祠并供奉纪念湖南几次战役中牺牲将士的牌位，都先后被销毁……日本鬼子被赶走了，在他们誓死保卫的国土上，殉国者连个供奉的牌位都不能享受.甚至1958年3月4日大陆内务部在关于抚恤工作几个问题对陕西省民政厅的批复中称：……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内务部（58）内优字148号）.那些黄泉路上的日本鬼子，如果知道这样的批复，一定都会为此含笑九泉！大陆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自己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当党争和意识形态遮蔽了真相的时候，抗战史就会难以下笔.比如，要讲到情报工作对抗战的贡献，就绕不开军统.可是，在大陆过去的宣传里，军统似乎除了坏事，别的什么也不干.重庆的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就曾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而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更是使中美合作所臭名昭著.其实，中美合作所从来就不是一个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为反法西斯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比如，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殒命，就有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它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5日，1946年1月，也就是说在内战爆发之前就正式宣告结束.后人应该记住中美合作所，记住军统局对日作战中的功勋，而不应该因党争的原因一笔抹杀.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负担，早该卸下了.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大陆的抗战史需要重写.当人们一再指责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时候，也不应该忽视大陆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说要塑造国家形象的话，怎么对待抗日战争的历史，真正事关国家形象.在战略上，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9・18事变后，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战.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很简单：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就连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为阻拦学生都挨了顿打.事实上，喊出爱国口号的人未必就不可能是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的――比如汪精卫在出任行政院院长之前，其手下也曾发动学生要求对日作战.爱国也离不开理性.如果只能是兵来将当，水来土掩，不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罢休的话，那一部中国抗日战争史就只能写成国民政府卖国史了.按照这种思维逻辑，蒋廷黻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这位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的杰出外交家，学者，就是卖国贼了！
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就说：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如果从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这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可能就会像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所说的那样：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确立了的正确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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