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之惑

    名之惑 (第1/3页)

    一

    我这一生，在摆脱种种迷惑的过程中，最艰难的，是对“名惑”的摆脱。

    我在这方面的体验，可称之为“绝境归来”。

    我曾犹豫要不要讲述这一场体验，因为已经在《君子之道》一书中分析过君子之名，又在《吾家小史》中回忆自己在这方面的遭遇，如再讲述，是否会产生重复？但是经过反复考虑后决定，还是要从一个更深入的角度专门说一说。

    这是因为，我在这方面的经历实在过于险峻，过于逆反，过于违常，过于凝缩，相信冥冥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要借我来做一个边缘性实验。

    因此，我没有权力省略。

    二

    名，是中国古代对名誉、名声、名望、名节的简称。但是，这个字，把千百年间无数高雅君子的脊梁压歪了。因此，也把中国历史压歪了。

    只要稍稍回顾一下中国历史就能发现，历代最优秀的灵魂几乎都在“名”字下挣扎。继承名，固守名，保护名，扩充名，争取名，铺排名，挽救名，拼接名，打捞名……多少强健的躯体为名而衰残，多少衰残的躯体为名而奋起。

    如果有耐心把中国历史上多数杰出人物的传记浏览一遍，那就会发现，他们身陷的各种是非，早已不值一提，最后剩下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如何在历史上留名。如果把这件事剥离、淡化，中国历史必将轻松得多。

    但是，中国历史并没有从中汲取教训。相反，陈年的压力反而层层累积下来，“名”的魔咒越来越张狂。

    相比之下，世界上其他地方也讲名，但大多局限在某种局部意义上。例如美国的“名”主要是指“知名度”，与一时的社会经济利益有关，不少艺人还雇有“知名度经纪人”，功能比较清晰。不像在中国，一个“名”字，模模糊糊地囊括一切，无从定义，却又无所不包。

    这个让中国历史陷入困顿的沉重包袱，是中国文化自身造成的，怪不得别人。

    写到这里我颇感痛苦，因为这个包袱是一项精彩设计的副产品。

    这项精彩设计，就是儒家的君子之道。

    我已经用完整的专著热情地论述过君子之道，认为这是全人类对于各种集体人格进行分头设计的典范成果，而且，也是中华文明长寿的重大奥秘。但是，这种人格设计如何来实现呢？儒家学者大多缺少执行力，想不出好办法。

    君子之道，立论仁慈而高超，君子和小人的界线也划了很多条。但是，这些界线都只是笼统描述。落在实际生活中，到底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只变成了一种感觉。君子，完全可以被说成是小人；小人，也完全可以被说成是君子。而且，这样的颠倒，也总能找到大量理由，因为君子身上确实也有小人的成分，小人身上确实也有君子的因素。

    这样一来，君子之道就遇到了执行上的致命障碍。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学者们强调了“名”的控制作用。

    “名”，在空间上，可以被设想为“社会公认”；在时间上，可以被设想为“历史评判”。把事情交给了空间和时间，似乎已经严格可控了。但是，这种严格可控，都是“被设想”的。

    由于没有统一的衡量手段，“名”在君子之间就很难互相承认，更无法阻止小人的故意歪曲、涂污、诽谤。

    历代小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总是把“污名化”君子当做一个永远盈利的职业。结果，几乎所有的君子都在为“名”而煎熬，年年月月都气恨连连，伤痛绵绵。

    ——只有少数人，能够看穿名，看空名。这少数人，往往是受到佛教和道家思想的影响。

    三

    以前，我也曾像周围朋友一样，以为名声之立，总有理由。那些习惯了的社会熟语，例如“名副其实”、“实至名归”、“名正言顺”等等，也经常在口中出现。

    终于，我的亲身经历证明，“名副其实”的事情不是没有，却是一种极为偶然的巧合。“名”的本质，却是一种虚妄。而且，是一种最颠倒、最脆弱的虚妄。

    我把这种真相，概括为以下几条原理。

    原理之一：重大名声，是对他人的威胁，因此它本身就积聚着被毁的潜力。

    名声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最重要的负面作用，是建立了一重重高于他人的坐标，构成了对他人的威胁。名声越大，威胁越大，因此所积聚的毁名潜力也越大。一些未毁之名，大半因为尚未建立具有威胁性的坐标。

    真正重大的名声，在建立之初并不想威胁他人，却已经因特殊的高度形成了对他人的超越，而一切超越都是否定，一切否定都是威胁。

    还是现身说法。我本人，在世纪之交蒙受一场全国性的毁名浪潮之前，顶在头上的，全是一个个名声的光环。但是，每一个光环都带来了毁谤的必然。

    例如，第一个光环，也就是我前面说过的在“**”中的那么多抗争。前面没有说的是，这些抗争的对手还都健在，他们当然不甘心我的光环给他们带来的阴影。即使不是当年对手，不少人也会觉得我的光环使他们很难再讲“**经历”了。这两拨人数字很大，我面对的毁谤可想而知。

    再如，第二个光环，也是前面说过的我在仕途畅达之时断然辞职。这事在当时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显然对大批正在热衷于官位的文化界人士带来了反讽式的尴尬。

    又如，第三个光环，我在辞职后投身实地考察所写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书籍，在海内外均获空前畅销。多次统计“全国十年来最畅销书前十名”，我一人往往独占三至四本。这对数量庞大的写作群体而言，形成了一种基点性的名声亏欠。

    再如，第四个光环，我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世界最恐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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