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活辩论

    与生活辩论 (第1/3页)

    文学创作不是无的放矢，在社会中，文学是对时光中破碎记忆的不断修补与完善。对个人来说，则是对有限生命的无限想象。

    一九九二年第五期《青年文学》发表我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后，曾有大量读者来信，许多人提出希望能读到《凤凰琴》的续篇。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高扬同志，曾在《光明日报》上著文，也提及这样的希望。我没有赶那个热潮，一方面是个人性格，不喜欢随大流，就像这些年流行浅俗易读的小长篇，而我偏偏要写被人疑问“百万字的长篇谁看”的有大的内容的厚重之作。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善意误读的原因，如果普遍地染上“集体无意识”，不去细心发现文本的真实意义，那样的写作不仅是无效的，甚至是负效果的。

    在写作中，伪细节会毁掉读者与写作者的契约。

    而伪感情，则会毁掉写作者与文学既有的默契。

    当年没有续写，并不等于说，我永远都不想写了。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用只言片语的形式，静静地丰富着相关灵感。前两年，一位来自西北地区的同行告诉我，在他的家乡，乡村教师们人手一册《凤凰琴》，那些困难得不知道什么叫困难的老师们，将《凤凰琴》当作经书来读。就在那一天，“天行者”三个字，终于从我心里涌了出来。之后的某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汶川县一位叫樊晓霞的老师，结婚十四年，一直在高山教学点教书，每年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到县城与在中学教书的丈夫团聚。两口子经常读《凤凰琴》，一边伤心落泪，一边又用小说的主人公来安慰自己。十四年后，樊老师刚从高山上的教学点，调到县城里的映秀小学，刚与家人团聚，就被大地震永远地夺走生命。

    因为这两件事，我才觉得让《天行者》成书的时候到了。

    一九九二年我写中篇小说《凤凰琴》，是因为心存感动。事隔十几年，当我写完长篇小说《天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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