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倭人来犯 (第2/3页)
极天皇病故，太子中大兄皇子称制，是为倭国天智天皇。
八月，倭国天智天皇派遣阿昙比罗夫等救援百济。九月，倭国天智天皇派遣狄井槟榔等护送扶余丰返回百济，鬼室福信将之迎入周留，挟制扶余丰即百济王位。
公元662年二月，高宗诏令二刘唐军，若不可以战，则速归国，然而，刘仁轨上言以为可以与战。六月，倭国天智天皇诏命已先期进抵半岛的倭军发起进攻。倭军上毛野稚子等率兵二万七千人进攻新罗，夺取沙鼻歧、奴江二城，威胁唐新二军联系通道。
七月，鬼室福信见苏定方所部唐军北还，以为二刘唐军已无外援，放松警惕，为二刘唐军大败。而后，刘仁愿遣使归国报捷，并请求派兵增援。于是，得知倭国出兵百济的高宗，诏命熊津都督孙仁师率唐军七千人救援熊津。
由于倭军的介入，战争天枰此时已经倒向倭军和百济军了。然而不久，百济发生的巨变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半岛局势。同年八月，鬼室福信为百济王扶余丰以谋反之罪所杀，百济国力受到极大的削弱。唐新联军在得到唐军孙仁师部补充之后，趁此百济动乱之机，击破熊津。不久，百济王扶余丰遣使向倭国求援，倭国水师进发百济。
公元663年八月，倭国水陆援军将至，百济王扶余丰派遣百济王子扶余忠胜、忠志及倭军留守周留，亲率军队赴白江口迎接。在此同时，根据周留一面临海，三面临陆的实际情况，击破熊津的唐新联军分为两路进击周留。
一路在刘仁愿、孙仁师及新罗王的率领下，由陆路进击周留，在陆上三面围困周留之敌。
一路在刘仁轨、杜爽及扶余隆的率领下，自熊津江由水路前往白江口，在水上阻断周留之敌的外逃之路。
八月十三日，刘仁愿、孙仁师及新罗王所率唐新陆军进抵周留外围。不日之后，唐新陆军开始进攻周留，守备周留外围的百济与倭国陆军因鬼室福信之死而士气低落，难以抵抗其进攻，周留外围诸城被逐一攻克，守军相继投降。唯有周留城外的任存城因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唐新联军围攻数日不克。
至此，在陆路上双方军队形成对峙局面，战役成败即落到双方水军的对决上。一旦唐新水军击败倭与百济水军，唐新水陆联军即可合围周留，周留即克。
一旦倭与百济水军击败唐新水军，周留之敌则可得到外援，周留难克。
最终在刘仁轨的指挥下，唐新水军在白江口打败倭国百济联军，取得了华夏历史之上的第一次海战胜利，也使得倭国数百年不敢在踏足朝鲜半岛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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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历史已经完全改变，百济刚刚被平定，还没有发生内乱，然而鬼室福信还是将倭国的援军给请了过来，数万水军直扑仁川港。
此时的刘仁轨也还不是历史上那个打出了威名的大将军，尚且默默无闻，然而他的才能，杜睿是绝对不会怀疑的，不然的话，也不会将数万水军，尽皆交到他的手中。
探查到倭国水军将至，刘仁轨当即率领的唐新水军数万人，分乘一百七十艘盖伦战船进抵仁川港外围，停泊在海面之上，并按照命令列出战斗队形，严阵以待。
当日，倭国水军四万余人，乘坐一千多艘战船抵达仁川港外围海域，双方水军于此遭遇。倭国水军经过简单布阵之后，率先冲向大唐水军水阵。
由于唐军船皆是盖伦巨舰，舰身大而坚，利于防守，而倭**船多是舢板小舰，船小而薄弱，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经接触，倭国水军立刻便处于下风。丧失了二百余艘战船之后，慌忙将战船撤回，并重新整队布阵，与大唐水军继续对峙。但此时，刘仁轨却没有乘胜追击，而是立刻重整水阵坚守。
倭国水军旗舰之上，刚刚登基御极的天智天皇也是愁眉不展，他完全没想到唐军水师战船威力居然如此强大，倭国的水军撞上去，根本难动分毫。
“唐人战船高大坚固，今日战之不胜，如之奈何？”
原本以为兴大兵而来，定然能一战而竟全功的天智天皇没想到第一天遇着唐军的水师就撞了个头破血流，如此一来，还谈什么大陆梦想。
倭国水军统帅来岛大津沉吟片刻后道：“唐军水师全仗战船高大坚固之利，其船大，定然笨拙，于海上行使，转向定然不便，来日可使一军突入敌阵，我等争先，彼应自退！”
天智天皇闻言，也不知行与不行，他的政治手腕虽然高妙，但对于军阵之事，却并不清楚，只能将战事尽皆委任给了来岛大津。
次日，经过一夜重整的双方水军继续鏖战。倭国水军统率们在来岛大津的主持下，也总结前一日的败退原因，最终还是认为“我等争先，彼应自退”。
于是，倭国水军统率们遂各领一队战船，方一接战，便争先恐后，毫无次序的冲向早已列成阵势坚守的大唐水军。
倭国水军首先进击大唐水军的中军巨舰，意图将大唐水军由中军为突破点，分割为两部，并分别加以围困，然后歼灭之。
大唐水军统率刘仁轨见此形势，不禁冷笑道：“倭人也就这么点儿小把戏了！”
遂命令大唐水军自中军佯撤，引诱倭国水军，进入大唐水军水阵，倭国水军不辨其计，争先恐后，毫无次序的冲入唐新水军水阵。
待倭国水军完全进入之后，大唐水军即由左右合围之，倭国水军被完全围困在水阵之中。此时，双方水军水战已进入胶着状态。
大唐水军凭借船高厚舰，自上而下发射火箭，猛火油，倭国水军因舰小船薄，纷纷中火燃烧，水军军士纷纷弃船跳入海中，又于海中中箭，顿时丹血四溢，海水为之一赤。
见此形势，倭国水军统率当即命令向大唐水军舰船发射火箭，奈何大唐水军船高舰厚，虽然一处着火，随即可以扑灭。
眼见发射火箭亦无作用，倭国水军登时慌乱。有的舰船不辨方向与大唐水军巨舰相撞，即刻沉没，军士死伤无数。有的舰船慌忙逃窜，烟雾之中不分敌我，竟然与己方船舰相撞，亦即沉没，军士亦死伤无数。
倭国水军统率来岛大津于是仰天而誓，切齿而嗔，自刎而死，其后，倭国水军残军溃退。
是夜，倭国水军残部，天智天皇愁眉不展的思索着，仁川海战的失败，使这个倭国至高无上的人精神上受到了沉重打击，从信心百倍与大唐帝国抗衡的亢奋心态，一下子堕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他此时终于认识到，大唐帝国作为当世第一强国，倭国想要和大唐抗衡，现如今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基础，而想要在未来战胜大唐，就必须不断加强和完备中央集权体制，加强和巩固王权，建立健全各种律令制度，同时努力改变治国安民的基本国策，大力兴修水利，奖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崇尚节俭，加强吏治以省民力，实现国富民强的目的，将已经停滞了熟稔的大化革新进行下去。
在原本的历史上，倭国也确实是这样做的，而事实也表明，此后的数十年时间内，倭国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经历了一场大败，天智天皇如今也彻底清醒了下来，他知道要使日本发展起来，就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否则，发展是不可能的。
此时的天智天皇颇有点儿埋头三十年，抬头再相见的意思。
历史上，在经历了白江口之战的失败之后，倭国也确实不断修补与大唐的关系，还在对唐关系中谋求改变称藩称臣的不平等地位。
同时，对新罗也表现出较高热情，不断派使与新罗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公元七百零三年，倭国派了一个二百零四人的使节团赴新罗，谋求改善和发展关系。
公元七百零九年，新罗使者抵倭访问，倭国朝廷设宴款待，右大臣藤原不比亲切接见，要求与新罗“成往来之亲，结两国之好”。并转送新罗王大批丝绸锦缎。在整个奈良时期，倭国与新罗之间使者往返达三十八次之多。
发展对唐关系，全面吸收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也成了当时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内容。派遣唐使，就是其重要措施。
但白江口之战前后，倭国派遣遣唐使的主要目的，还是想通过外交途径，维持其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同时探听大唐的对倭政策，以便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免遭不测之祸。
白江口之战以后以及整个奈良时期，倭国都不再计较朝鲜半岛南部的利害得失，而是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到民间风俗习惯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儒学、佛学、文学、体育、娱乐等，全面吸收大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以致形成了所谓“唐风文化时代”。
而大唐作为当世第一强国，政治经济文化均处领先地位。因此，所谓四方蛮夷朝贡之国络绎不绝，或求其庇护，或与之发展贸易，吸收其思想文化成果。作为唐王朝，只要承认主从关系，不论国家大小，皆爱之如一，怀柔存抚。
在原本的历史上，大唐出兵帮助新罗的主要目的，就是扶持弱者免遭欺凌或吞并，借以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继续保持业已存在的关系，满足天朝大国的虚荣心理，当政治的外交途径行不通时，才出兵帮助新罗大败百济与高句丽，完成统一的。
白江口之战之后，大唐主动从朝鲜半岛撤兵，进一步加强了同新罗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使统一后的朝鲜半岛经济文化得到更快发展，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当中来看，也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新罗和唐朝联军取得白江口之战的胜利，有利于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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