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第2/3页)
场上横扫千军，平日里是“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叶挺在四岁时，哥哥就教他读《朱子格言》，父亲有暇也让他背《崔氏家传座右铭》，“休论人之短，莫夸己之长，施恩不望报，受惠慎勿齿，隐心而后动，镑议庸何伤，虚荣不足慕，古诫勿违抗。”这些启蒙古训，犹如金鼎镌字，铭记在心。以后渐渐长大了，叶挺又很赞成孔夫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境界。为人处世，他又崇尚“将军额上能跑马，宰相肚里能行船”的大度。他主张，一个想要“振污世，起衰弱”而大有作为的人，不要沉溺于人欲、物欲而不能自拔。对于利国利民之事业，对于真理的追求，要不计名利，不惧风险，执著不变。而对于人之非，要能够排除干扰，我行我素，而且只有“不累于物外，不累于情欲”，去物外，去人欲，才能做到“无所为”，在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中而有所为“而为之”。故而，他对于那些对他和对独立团不恭之流言，泰然若素，置之度外。
但是，当你不想理会是非时，是非却偏偏死缠着你不放。
没多久，关于谁当北伐第一功的问题就发展到公开摊牌的程度。
那是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由于患痔疮病去上海医治不久，他委托第四军中亲蒋介石的第十师师长陈铭枢主持召开团以上高级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中心命题是讨论在武昌战役中的攻坚战术问题，其次是根据国民革命军论功行赏的原则，为下一步部队扩编酝酿应提拔的干部线索。
会议一开始，“其次”就变成了“其主”。因为“其次”事关升迁加冕的切身问题，自然大家的关注点和兴奋点要比“其主”的什么不知今后能不能用得上的攻坚战术要高多了。
本来，在团以上高级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上，除独立团的叶挺和极少数共产党员干部外，几乎是清一色亲蒋介石的人物，加之叶挺开始就抱定避开这个“摆功”的敏感话题，所以发言者应该是“一边倒”。
问题却偏偏不是出在叶挺与其他人的对垒上，而是出自站在那一边倒的“一家人不识一家人”上。
身为第十师师长的陈铭枢平时在第四军中威信就不高，指挥作战的能力平平，北伐以来第十师又没有多少建树，部队军纪涣散，出了不少内部打架斗殴和违犯群众纪律的问题，而且陈铭枢本人心胸狭窄，好拨弄是非，动不动就到上司那里“踩咕”其他部队的不是，且好出风头，热衷于沽名钓誉，所以其他师的师长们对他都嗤之以鼻。
陈铭枢作为会议的主持人，本应该大度一点，风格高一点，可是他却积习难改，故态复萌，想语惊四座，先声夺人。
“诸位，陈军座到沪疗养想必皆知，临行前委托敝人主持这个事关在座的同僚升迁的重要会议。敝人虽不才，但事关革命之需要，不敢不殚精竭虑。不过，还要仰仗诸位捧场，敝人不胜感激。”陈铭枢在讲开场白时，用一双金鱼眼瞟着大家的表情，见参加会议者的脸上没有出现他意料的恭维、讨好以至拍手称赞的神态，吧嗒吧嗒嘴唇，似乎在自我品尝一种什么滋味，又好像以此调动大家的集中力。接着，他开始如数家珍，“诸位，本师自出粤入湘始，攻关破垒，长驱直入，战功屡建，是人人皆知，自不必再赘述。今日，单讲本师之二十八团首先冲进武昌城的业绩”。之后，他口若悬河地大摆其第二十八团在武昌城内怎样向刘玉春之敌展开巷战，又是怎样出生人死地直捣刘玉春指挥部等等，说得天花乱坠，一言以蔽之，北伐之头功非他的第十师莫属，该升官加封的也应该是他和他的第十师，丝毫不加掩饰的气势可谓咄咄逼人。
这时，坐在陈铭枢对面的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坐不住了。论资历，张发奎比陈铭枢不嫩；论官阶，两个人是半斤八两；论参加北伐，第十二师虽然只有第三十五团和第三十六团两个团参加，但叶挺独立团自醴陵战役后一直归他统管。再说，醴陵、汀泗桥和贺胜桥几个重大决战，都是独立团和三十五团担任先锋部队，付出的代价比其他部队都大。此时张发奎就“讨嫌”陈铭枢的张牙舞爪和好胜斗勇的武夫模样以及对上吹捧对下褒贬的政客嘴脸。因此，他认为陈铭枢的抢功是对他的挑衅，是贪天之功，是“骑在他脖子上拉屎”，是不拿正眼“夹”他这个师座，便一时间气不打一处来，满肚子的火气腾地撞到了脑门子，一时忘记了他和陈铭枢都属“一个窝里的耗子”，居然按捺不住地为一直被他视为“异己”的叶挺独立团说开了公道话。
“嘭！嘭！嘭！”张发奎用手指富有质量地戳了几下面前的桌面：“诸位，我们开会不是在子夜吧，怎么我觉得是黑夜是白天都分不清楚了呢？”起初，张发奎看都不看陈铭枢，话出口也浑身带刺，辛辣而刻薄。大概他又一寻思不能叫在座的师长团长们觉得他缺乏涵养，才一改方才的剑拔弩张，语气缓和地说，“本来这个会主要是研究攻坚战术，可是陈师长既然把话题引到了谁先攻进武昌城的，那我就不得不来个顺着渠渠流了。”说罢，他点着一支烟，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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