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四民 (第2/3页)
机，已非己有矣。农夫蚕妇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
以这位老兄的人品和生活的时代，大概是可以保证这些话的可信程度的。
总之一句话，农民这个职业从古到今都是生存状态最差的社会底层。你都底层了，大家压迫你一下，让你的负担重一点，没什么问题吧？
当然，以中国农民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的品格而言，“一下”和“一点”大都是可以忍受的。
如果连农民碗里的最后一口饭都要抢去，最后一片遮体的衣物都要拿走，农民即便是性格再好只怕也要“反他娘”了，断然是做不到老老实实等死的。所以，中国王朝的变革往往都是以农民为主力的。
有广大农民参与了，叫“起义”；没有农民参与的叫“造反”,是要很快被消灭的。
这样看来，无农不稳除了说明农业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是有正治意义上的考量的。
至于商人之所以被排在“四民之末”的悲惨地位，方仲永只想说一个字：全都是自己作的。
据说，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芜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变得非常低贱，“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男女奴隶）并列。于是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阶层就基本上确定了——尽管那时候的农指的是中小地主。
更可气的是吕不韦这个傻缺弄出了个奇货可居的典故。
《战国策·秦策五》载：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曰：“此奇货可居也。”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更更可气的是，吕不韦这个傻缺在贩卖帝王成功后到处嚷嚷（不排除政敌抹黑的可能），最后被“货物”的儿子给弄死了。
后来的帝王一看，好啊，这是有刁民要害朕啊，全部拉出去咔嚓了。转念一想，这些肥猪留到需要的时候，比如说遭灾啦、打仗啦、修建宫室啦等等需要钱财的时候再宰杀了，岂不妙哉？
但既然终究是要当肥猪宰了，社会地位低一点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谁家会给猪穿绫罗绸缎，谁家会给猪变成士子（入仕）的机会，于是各种歧视性的规定层出不穷。有严苛些的，直接就把商人定为“贱籍”。
猪嘛，无所谓！要是敢瞎哼哼，不等过年就把你给宰了。
另外，商贾“不事生产，囤积居奇，低买高卖，以次充好”的恶行也被广泛宣扬，尽管有些夸张，但以方仲永后世的眼光来看，还可以再加上无数的贬义词来证明商贾的“黑心”与“不良”。
对此，“工”表示，躺枪了。
如果说，古代定义的商业是纯粹的产品贩运和销售的话，工应该就是生产企业了——尽管只是手工业。
不知道怎么回事，中国古人对于手工业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贵族们对各种能够提高自己生活水平（享受）的“奇技淫巧”贪腥嗜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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